政治路上----读书、荐书和编书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提高认识，丰富知识，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在诸多政治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以及推动决策实施过程中，尤为如此。从这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演进，多少也可从他阅读思考的变化中，看到些线索。

      比较中外宪法文本，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中开列的宪法文献有：

    （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这些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看来，他事先作了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列出理由。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这封电文后复电：“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毛泽东指定阅读的这批宪法分属三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宪法。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只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其他还有一些国家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看重1946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大概是觉得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这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他还说到：“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清末以来中国的宪法。这年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对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作了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猝，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我们这部宪法有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毛泽东当时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文献，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此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读谈“红学”，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有关。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

    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他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确实也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他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阅看不很方便。身边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要求，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毛泽东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在这册的封面上，批注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字样。这两节的标题分别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毛泽东对此两节，圈画也最多。在《作者底态度》一节“《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毛泽东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上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上大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一贯，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他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毛泽东写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中央最高领导层人员，二是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者，三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着实很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８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9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他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毛泽东对一些批判文章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贡献，是有保留的。1957年，他明确讲，“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此后，毛泽东继续关注和阅读“红学”论著。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对“红学”诸家，作了一个整体分析：“《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推动报刊争鸣，落实“双百”方针

    报纸杂志，是毛泽东判别风向，引导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也是他很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落实他在1956年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繁荣科学文学方针的具体举措。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1957年初《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王方名的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事后转告周谷城：他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报刊工作，同时也谈到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请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问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此后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他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于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的文章，毛泽东得知后，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通过广泛阅读，关注和推动学术讨论的事情，还有不少。诸如：在文艺方面，有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新体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绘画艺术是否可以使用裸体模特儿的问题；在历史方面，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和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商纣王、秦始皇、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在哲学方面，有老子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及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遗传学领域的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问题。这些，都未及详述。只从上面所述几件，毛泽东的学术兴趣之广，就已经让人有些惊讶了。其落实“双百”方针之诚，似也在不言之中。

    评价苏联“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比较熟悉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本辞典1939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四版，达700多个条目，译成中文有67万字，事实上成为一部独立的和系统的哲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

    毛泽东和《简明哲学辞典》主编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1950年代初受他邀请来中国，负责校阅《毛泽东选集》的俄文译稿，后又成为苏联驻华大使。两人时常讨论哲学。毛泽东曾开玩笑地对尤金说，《简明哲学辞典》一些条目，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条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发表了对《简明哲学辞典》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

    经毛泽东推荐，中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0年11月12日，他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关于这场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

    毛泽东当时如此重视“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除《简明哲学辞典》的解释确有片面性外，显然还有别的动因。至少，与他下面三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第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后，毛泽东由此探寻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1956年八大期间，他同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团谈话时就总结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在1957年1月27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又提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显然是联系苏联实际来解读《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这个条目。

    第二，促进党内领导干部进一步理解和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避免斯大林那样的形而上学错误？办法就是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但是，这个方针提出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会引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贯彻“双百”方针，在国内也有阻力，毛泽东甚至估计：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赞同“双百”方针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解释，正是为了阐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第三，毛泽东当时在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和转化，正好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专门谈到怎样看少数人闹事的事情，认为研究这个新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承认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说：“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的”“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树立和坚持矛盾同一性转化的思想方法。一个月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便吸收了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的瓜葛，还没有完。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从《简明哲学辞典》里选出一些条目内容，编成一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材料，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还给与会者写信，建议读《简明哲学辞典》，要求在半年内读完，并说：该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1959读《简明哲学辞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显不同，重点转向了该书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认为其思想方法属于“经验主义”。抽象看，运用《简明哲学辞典》的观点来反对经验主义，似无不妥，但把这个帽子戴在彭德怀等人头上，则是误判，显然错了。阅读与实际的脱离，运用书本的复杂性，此为一例。

     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纠正领导和工作方法，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４月５日，他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便搬出海瑞，把《明史·海瑞传》记载的海瑞不怕坐牢杀头，上书直言时弊的故事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到的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他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讲这些，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制定决策要多商量，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一个月后，在上海会议上又讲一遍《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又进一步解释：多谋就是要和各方面去商量，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讲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应该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事实上，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领导团队中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大会上，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发挥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接踵而至：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我们的平叛是国内事务，国际上却掀起反华浪潮，受此影响，原本和睦的中印关系，走向紧张；1959年6月苏联中止和中国达成的有关原子弹研究的协议，9月苏联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偏袒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中苏友好关系开始解体，随后进入论战状态，进而引发两国关系的紧张；也正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他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后，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第一次提出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设想。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任务随后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人们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和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何其芳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

    或许是由于国际局势尚不明朗，还需要看一看，想一想，在什么时机推出《不怕鬼的故事》更为合适，出版之事由此压了一年多时间。1960年12月1日，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共同声明，初步缓和了中苏分歧加剧趋势，基本维护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确定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破解国内经济困局相应有了些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推出《不怕鬼的故事》的条件成熟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时候让人读此书，“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多处。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他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编辑《不怕鬼的故事》的初衷，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几首诗词，可为互证。在诗词里，他描述的形势和压力是，“妖为鬼魊必成灾”“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和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诗词里，他所倡导的精神，和《不怕鬼的故事》也如出一辙，即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仅不应该怕“鬼”，还要主动打“鬼”。诸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等。郭沫若当时读了《卜算子·咏梅》后，曾评论说：“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便容易动摇。主席写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为着同一目的，发挥同样作用。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含：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国际局势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政要著述的情况多了起来。这大概与他更多地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阅读国际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时了解西方政要或学者的观点，正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局势。

    1958年10月，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出版《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杜勒斯临死前将此书作为和社会主义阵营做斗争的参考，推荐给艾森豪威尔。中联部摘录书中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美国反苏反共基本政策方面的内容，报给毛泽东。毛泽东1960年1月读后批示：“各同志阅，退毛。”这个摘录分四部分：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势不两立；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美国共产党“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三部分说到：和共产党人谈判时，“会议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另外一个场所罢了”。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得对”。两个阵营的冷战，可谓是知己知彼，心照不宣。

    毛泽东读法国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从中了解到戴高乐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很欣赏他敢于和英美“闹别扭”的勇气。戴高乐1957年表示要参加总统竞选。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曾对赫鲁晓夫说戴高乐会上台，但赫鲁晓夫不相信，连法国共产党也不相信。1958年6月，毛泽东又提出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层讨论。他对讨论作的结论是：“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这个判断，与国际国内当时多数意见不同。那时，国际评论说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识很强，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不买账，不屈服，这对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有好处。戴高乐上台后的政策，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同英国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还讲到：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戴高乐去世的时候，中国发电报吊唁，毛泽东的解释是：“就是因为他反对过希特勒，反对过美国。”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一发表，正在外地集中精力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毛泽东，立即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阅读，随后对读书小组的人评论说：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这年5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又讲：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美国坚决反对，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引述，表明他总是敏锐地把握西方各国的内部动向和他们有关中国的政策。

    蒙哥马利1960年5月这次访华，大概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随后找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来读。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实际遭受失败；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应该成为西方政治目标之一。毛泽东在这类重要内容处作了一些圈画，还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说是“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蒙哥马利1960年6月9日出席一次宴会的演讲中，称赞中国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中国领袖有学问，有智慧，西方说中国领袖对世界了解很少并不正确。蒙哥马利还说，自己访问苏联和中国后得出两条结论：西方国家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的基础。毛泽东读到这个演讲材料，批给江青，让她研究蒙哥马利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研读戴高乐、艾登、蒙哥马利等人的著述，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此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以及“一条线”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影响的。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艾登的回忆录，就曾发挥说：“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

    毛泽东还细读过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注意到他关于美国在核战争和常规战方面的策略。泰勒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当过陆军参谋长，因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辞职。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又让他作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3年7月会见古巴一个代表团时，毛泽东评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他认为，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1965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体会：

    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音调不定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

 这番评论，足显阅读所起的“知彼”效用。毛泽东还读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称赞他写得不错。1976年9月初，毛泽东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依然关注当时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竞选，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刚刚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着给他看。对国外政局的关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或许就是战略家的本色吧。

     推荐30本马列经典，着眼防修反修

    1963年，中苏两党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国内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情，虽分属内外，但实际上互有关联。按当时的说法，都是为了防修反修。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这年提出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原著。

 1963年5月，他审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导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阅读马列著作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随后，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即当时通常说的“30本书”，最后报毛泽东审定。

    这30本著作中，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宁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汉诺夫的3本。要求中高级领导干部如此大规模地阅读经典著作，显然是为了在理论上真正搞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中高级干部能够识别、警惕当时毛泽东担心出现的修正主义。

    有一事颇为蹊跷。30本马列经典中，竟包含曾受到列宁批判的普列汉诺夫写的三本书，分别是《史的一元论》（现通译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艺术》（又译《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他比较喜欢读普列汉诺夫的书，在一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上面，留下一些圈画和批注，书中讲“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一段，写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批语。毛泽东推荐的普列汉诺夫的三本书，从哲学、政治和文化角度，阐述唯物史观。尽管列宁曾经称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毛泽东也讲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功劳的，相当于中国的陈独秀；但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汉诺夫纳入马列经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扞格不通。事实上，当时中国理论界是把普列汉诺夫当作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来批判的。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中，就有上下两册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普列汉诺夫受此“待遇”，是因为他后期和列宁发生了分歧。但不知出版部门是否清楚，毛泽东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传教育工作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马列原著阅读计划时，专门讲：“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要有办法引起中高级干部读书，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对落实这个阅读计划，毛泽东抓得很细。1963年8月4日，他为印制大字本马列著作写信给周扬，特别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这样的厚书，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阅读。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一事的报告上，又对陆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此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这次提倡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既然有中苏论战的背景，不妨再沉下来看看双方在论战中，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

 这场论战，就我方讲，是出于回答来自苏共中央的指责和攻击，有必要阐明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探索形成的理论和道路，同时反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存在的“老子党”“猫鼠党”关系。在论战中，两党关系恶化，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指责，都认为自己坚持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分歧不限于理论认识，而且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由于苏联不断在政治、经济甚至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更有理由坚信，苏联违背了马列主义，进而使他阅读和提倡阅读马列著作时，不断地从中寻找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词句。结果，就像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不能要求马克思和列宁承担他们逝世五十年、上百年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因此，“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未竟之志：“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实施30本马列著作阅读计划后，毛泽东开始落实此前提出的为这些马列著作“写序，作注”的设想。如果只是闷头泛泛阅读，效果如何，很难保证，确实需要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学习的精要有针对性地提示出来。

做这件事情，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想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总要谈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某些论断，同1848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实际的关系，并反复强调，对《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观点，常引用这句话来强调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甚至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十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为同一本书写不同的序言，事实上是用实践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阅读吸收和运用发展经典著作的理论观点。在毛泽东看来，这涉及到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自然是“很大的事”。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反顾自己，毛泽东觉得建国后还没有写出满意的理论新作。也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再次谈到这个未竟之志，语气更显遗憾：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自己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1965年5月，毛泽东曾想就此做一次努力。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讨论中，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人一人一篇。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由于他随后开始重上井冈山之行，此事暂时放了下来。

    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把原班人马请到杭州，继续讨论撰写序言的事。写序用的两箱子马列经典著作大字本，也专门从北京运到了杭州。由于姚文元此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局骤变，“文革”序幕渐次拉开，毛泽东注意力转移，这个计划最终搁浅了。如果他当时真的为《共产党宣言》写出一篇序言，无疑会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思考，比较透底地传达出来。

    不过，毛泽东1965年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的批语，多少透露他在哲学方面的创新思考。他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把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并列为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1965年12月21日，正是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写序未果之时，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

    1966年1月12日，在武汉同陶铸、王任重等人再次谈到李达这本书，他又讲：“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或许，未竟的理论创新，原本想从哲学上的突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