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验与智慧⑰“鲁迅活着会怎样”?

有趣的是，毛泽东1957年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异。

1957年3月6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这个会议，目的是解决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理论和宣传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认识。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800多人。

会议印发了中宣部编印的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材料，汇集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用于讨论；印发了陈其通等4人1月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篇闯了祸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被毛泽东视为以“卫道士”的面目来阻碍“双百方针”；与会者还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这些举措表明，此次会议的基调是“放”而不是“收”。

随后，会议分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界别分组讨论，气氛之热烈可想而知。比如，参加文艺组讨论的茅盾发言说，陈其通4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的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则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的话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毛泽东从3月6日到10日，分别邀请宣传、教育、文艺、科学和新闻出版五个组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直接倾听各界反映，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

据这次座谈的文字记录稿，参加座谈的人中，有人提到现在的报纸上的东西太硬，有人反映最近上海讨论办报问题时提到“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应该“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直接引用鲁迅的写作来进行回答：

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这段话，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99年，还收入了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记录稿专门记下了座谈的时间（下午3点到7点）、地点（毛泽东的办公室）以及参加人员的全部名单。人员有：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国新闻社的金仲华，《大公报》的王芸生，上海《文汇报》的徐铸成，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上海中华书局的舒新城。这些都是党外人士。其他的便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山西日报》《南方日报》的与会代表。陪见的领导人有康生、陆定一、周扬，还有一位文化部部长助理，总共17个人。没有罗稷南参加确切无疑。

从记录稿看，毛泽东首先让上海方面的人发言，也记载了徐铸成、金仲华、舒新城以及代表新华社的朱穆之等人提问或汇报的内容，但没有写明究竟是谁向毛泽东反映报上的文章太硬以及上海讨论办报的各种意见的，更没有记录“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提问。

事实上，在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便已经谈到了鲁迅，同样也是回答人们的提问。当时，参加这个座谈的巴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只讲一件事。”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鲁迅：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在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不过是以毛泽东自己提问的方式说出来的。

由此可以确认：“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气氛有关。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关键是，毛泽东说的“鲁迅活着会怎样”，同《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异。

毛泽东是政治大家，径直说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样的话，不合常理。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甚至称鲁迅是“圣人”，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以为他可能说那样的话，也不合常理。从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看，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作声的设想。当时，他一心要破除贯彻“双百方针”的障碍，一心要给那些担心写批评文章让人抓着辫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打气鼓劲，于是就“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在牢里写作的鲁迅，有多少人还愿意向鲁迅学习呢？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识大体不做声”的鲁迅，那又有什么必要呢？

当然，毛泽东也设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鲁迅）也会不写的”，仅此而已。毛泽东说的“不正常的空气”，正是他当时要着力反对的。他让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800多位代表听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里面，就有下面一些话：

“许多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人中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对这个方针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数。”“陈其通四人1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说百花齐放也没见大作品。这样的结论过早。陆定一百花齐放的文章去年7月才发表，离陈沂同志1月的文章时间才5个月，百花齐放的大作品怎么写得赢？对这种意见，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表示不赞成。”“有个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来是工厂的团支部书记，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发生了问题，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人说这篇东西一无是处。还有人批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没官僚主义，典型环境选得不当，那么说是地点选得不好，如果选上海就较妥当。马列主义我看得少，没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的说法。”

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以上这些“不正常的空气”。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到3月8日在北京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巴金和他的对话。他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对“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唤，毛泽东才搬出了鲁迅，并坚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文联主席”的鲁迅，“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对自己这个判断很自信，并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最后回到《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在书中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时，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所谓“这件事”，是指毛泽东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事。

于是，我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播。恰巧毛泽东的回答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

这或许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