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眼中的马克思

        一

　　毛泽东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未动摇。他在通过各类学说、思想、主义比较后，坚定地说：马克思的学说最管用，一是中国社会需要，二是中国革命需要，三是一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住了，中国就发生大作用。毛泽东用一系列具体数字强调：中国要取得大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他崇拜马克思、坚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不盲从、不迷信。他形象地比喻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纪念。

　　马克思的学说最合用，没有中国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是不行的

　　《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毛泽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也是很清楚的。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工具不能让少数人独占，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私人“宝贝”，要由多数人掌握才能发挥作用。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

　　马克思的学说合用，“三个因为”，至为关键的是要锻造出中国的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几组数字。

　　数字之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数字之二：“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数字之三：“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数字之四：“我们要做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一组数字，有一百至二百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能领导几万万的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加速战胜。第二组数字，只要有五千到一万人读了“五本书”，哪怕是大体的了解，就很好，就很有益处。第三组数字，用十五年时间，争取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好了。第四组数字，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立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就不能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和原子能问题。

　　几组数字，几种希望。从一二百、五千、一万、一百五十万、几百万，数字早已超过；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到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原子能，毛泽东的希望早已实现。我们新的伟大梦想尚未实现，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奋斗。

　　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也就不会有尽善尽美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没有结束真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思想家的寿命是有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无限的；思想家的思想是有限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是无限的。毛泽东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毛泽东形象地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一些思想不完善的呢?

　　第一，马克思个别结论、论断是不完善的。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接受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采访时说：“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结论性的、论断式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并坚决加以修正的。毛泽东主要是讲明了这些不完善的原因，在于受当时的条件限制。道理很简单，事物发展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充分、不成熟。

　　第二，马克思不可能穷尽真理。毛泽东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所以，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第三，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用过去时的东西，看现在时的大千世界，总会“苍白无力”；以鲜活的社会实践看过去的、灰色的思想理论，总会“漏洞百出”。毛泽东说：“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马克思思想之中有不完善之处，就需要完善，完善就必须发展，发展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不断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新鲜血液才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

　　马克思的书必须读，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要创造新的理论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造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系列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二

　　邓小平是在法国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懂得了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独到的认识和思考。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有关论述很有意义。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22年2月，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逐步接受革命思想。邓小平回忆说：“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那时共产主义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载：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这个刊物主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邓小平不仅负责刻蜡版和油印，而且他以“希贤”的化名发表一些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邓小平回忆说：“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加入中国少共旅欧支部后，我从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1926年初，邓小平来到莫斯科后说：“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致中央政治局的辞职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生的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很朴实的，懂得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1978年5月，邓小平专门论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养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实事求是呢?邓小平简要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他坚决反对：“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他讽刺地说：“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才能大有希望的道理何在呢?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实事求是，大有希望的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众所周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

　　邓小平1943年11月10日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邓小平这段话不长，但包含着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遵义会议开始是符合历史和实际。

　　实际上，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论断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1943年，邓小平就指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把党的事业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我们的事业一直胜利发展着。邓小平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准确、深刻的。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强调我们党真正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比如，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照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又如，1941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进一步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灵魂。没有相结合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思想，就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此，就没有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七大前后，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纷纷从不同角度论述毛泽东思想。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刘少奇在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1943年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从有关资料看，作为当时军队干部(在八路军总部、师一级军队干部中)和地方干部(在中央各个分局中)，邓小平是第一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

　　其三，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胜利发展、感觉很幸福。邓小平是一个很少说奉承话、假话、违心话的人。邓小平说，我们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后，一直胜利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邓小平始终坚定、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出路，中国也只有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虽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精神和思维世界里，在他革命实践道路上，却谙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道，纯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创造出了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