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调查研究，你才能心中有数”
——邓小平注重在调研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邓小平：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发问、经验和意见。

　　邓小平一生以讲究实际著称，他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了解实际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他非常重视下基层调研。他在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进行的基层调研活动生动地体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

　　改正错误的根本方法是加强调查研究

　　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缺粮断粮问题非常严重，一些省份出现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连中央警卫团的战士都说：“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土地生活好了，吃的是白面，最坏的也是玉米面。1955、1956年，每年卖2000多斤余粮，经常吃猪肉、羊肉，还盖了三间房子。公社后，我们每天吃12两(旧秤，12两合375克——编者注)粮食，肉都买不到，劳动强度增加了，村干部打人、骂人。”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

　　为了解决农村问题，1961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广州召开会议，史称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先后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和全体大会上讲话，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要保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说：“全国胜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几亿人口的吃、穿、用，那时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细致、比较谨慎的，党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保持的。从中央到下面的干部，对情况都比较熟悉，社会主义改造猛是猛，但是都经过试点相当细致，是经过多年政治准备和工作准备，步骤是稳妥的。……一九五八年以后事业兴旺起来，我们也有一点经验了，就比较马虎了。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后一哄而起，中央听取意见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大到；许多事情没有充分研究和试点，就是那么一下子推广开去，使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就是缺乏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心中无数，情况不明，办法当然就不对，因而决心愈大愈糟糕。”

　　邓小平认为改正错误的根本方法是加强调查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政策上是解决平均主义，方法上是提倡搞调查研究，县以上领导机关要把调查研究恢复起来，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各中央局，各部门，各系统，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要去解剖一个麻雀，常年的去联系一个点、两个点，不断收集情况。只有调查研究，你才能心中有数。”

　　毛泽东希望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去北京的密云、顺义、怀柔等处调研，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于是当年4月邓小平便利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北京近郊的顺义县调研。

　　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顺义呆了十五天，他首先揭开的便是食堂问题。

　　公共食堂在1958年作为共产主义的萌芽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但进入困难时期后，粮食极为紧张，食堂问题一下子就凸显出来。

　　当时的顺义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公共食堂众多，全县共有1100多个。这些食堂都是在1958年7月后建立起来的。此后便大讲“放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结果却是：粮食归大队，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砸了好锅；大搞深翻，不顾收粮；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由于粮食不足，不久就成了“低指标，瓜菜代”，公共食堂处境艰难。此外，公共食堂炊管勤杂所占劳动力多，超过吃饭劳力的10%，甚至多达20%，加工粮食又有损耗，使本来低得可怜的指标也不能如数吃到群众的嘴里。对于这种追求形式、不顾实际的“一刀切”做法，群众心里非常不满，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的田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讲拼凑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邓小平夫人卓琳跟随他一起调研，由于她在上辇村住了一星期，了解到真实情况，便告诉邓小平：“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只养着一头40斤左右的小猪。在深入农户访问时，他看到一位老大娘喂羊，猪圈却空着，便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老人脱口而出：“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他感到问题严重，便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县委书记汇报近期工作时，邓小平指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

　　调查研究临近结束时，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六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有了1961年的农村调研经验，邓小平对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当安徽等省一些农村为了度过经济困难的日子，自发进行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形式的试验而在党内引起争论时，邓小平对安徽予以支持。

　　1962年7月，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到包产到户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支持：“对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提出意见是好的……现在农业生产所有形式中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个答复。”“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几天后，他又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人员时，向大家介绍国内形势，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如今，邓小平这一“猫论”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它符合实际。

　　邓小平说过：“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发问、经验和意见。”“要把大量的工作时间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他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顿顿吃的都是“瓜菜代”。河里打上来的水生植物，也摆上了总书记的饭桌。唯一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与群众同甘共苦，决不搞特殊化，这是他能够了解到基层实际情况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