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

　　 5月31日，鲜红的党旗前，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影演员剧团演员牛犇举起右手，和上影其他青年党员一起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现场，老人的眼眶一次次湿润。他激动地说：“不管组织上对自己考验多长，我一点儿不气馁，党的考验是永远的，只要我们的目标坚定不移，就一定能实现。”

　　6月26日下午，牛犇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信。老艺术家哽咽了：“今夜我可能会睡不着了。千头万绪，我最想说的是，我还得继续努力，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的追求。”在27日上影集团召开的学习总书记写给牛犇同志的信的专题会上，牛犇再一次讲述了自己接到这封信时的感受：“我很感动，热泪盈眶，心里有些懵了。”“我想，总书记这么忙，日理万机，怎么会关心我这么普通的一个小演员。我感受到，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总书记对整个文艺界的厚望和寄托，我们只有继续不断努力，才能不辜负习总书记的厚望。”

　　我打小父母双亡，如今终于实现了夙愿，今后我要把入党这一天作为我的生日!

　　“我接受党的教育已经60多年了”

　　这不是冲动，我一直有这个心，有这个追求，只是默默地放在心里，没有张扬。从我戴上团徽开始，我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团徽我保存着，这份心愿也保存着。

　　我接受党的教育已经60多年了，中间虽然经历过各种艰苦，但这个信念从来没变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未满18岁时，我听了上影厂老书记丁一的党课，那个时候就想做党的同路人。退休后，自己依然积极参加上影和演员剧团的各项活动，不忘初心，牢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近年来，特别是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的报告后，看到近些年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发展欣欣向荣，我打心底里钦佩，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强烈了。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以前，“文革”动荡的时候没能入党，后来又阴差阳错没入成党。再后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实中有的党员表现也未必就那么先进，我没有入党也是一样为党和人民作贡献，就耽搁了下来。现在想想，这是自我原谅，实际上是晚了，应该早入党。

　　前不久，我和我们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一起拍了电影《邹碧华》。邹碧华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事迹十分感人。正好那回上影集团开会，任仲伦在会上表扬我们剧组，我就觉得，我不是党员，但我应该努力，奔赴这个目标，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我就给佟瑞欣写了张字条，“我们一块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今年1月，我正式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我写了几乎一整夜，很多内容的年份必须准确，等查清楚都半夜了，脑子已经迷糊了，就在桌前趴着睡了两个钟头，醒了就凌晨三四点了，继续写。那大段的入党志愿是一气呵成的，没有打草稿。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写得这么顺，大概是这些话搁在心里大半辈子了。

　　这半年来，我一直心潮澎湃，我和组织说心里话，好几次我都说不下去了，激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耄耋之年，更要追求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

　　我年幼时父母双亡，靠哥哥接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沈浮等老一辈电影人发掘，在多部抗战爱国影片中扮演儿童角色，从此演了一辈子的电影。

　　从小，我深受前辈对我的影响，他们教会我如何处事生活。我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我拍第一部片子时一位场记老师教我的《卖报歌》，她非常关心我，那时我还不到11岁，总觉得她待我像自己的母亲，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那天，我当时在香港拍戏，好几名演员兴奋地一路跑到大屿山，以每个人的身体作为一根线条，手拉手在山上拼出五角星。大哥哥大姐姐们告诉我，“中国人民解放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救了大家，给了我们新生活。”我当时太小了，似懂非懂，他们就拍拍我的脑袋说，“从今后，你有饱饭吃了。”

　　共产党救了中国，我认准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我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上影的小青年，必须要求进步。我儿时失去父母，到上海又远离亲人，靠的就是组织，在前辈的照顾呵护下成长。我敬佩的演员，老一辈电影人，不仅在银幕上演共产党员，也在生活中成长为共产党员，从《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孙道临到《烈火中永生》的赵丹，再到《李双双》的张瑞芳，还有黄宗英、王文娟、白杨、刘琼、秦怡，都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清澈了我的双眼，让我看清了未来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

　　他们把入党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我怎么比得上他们呢?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放弃，要求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耄耋之年，更要追求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就像邹碧华说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我觉得，我人生尚未完成的最大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我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5月31日，上影演员剧团支部党员大会上，我被投票吸收为预备党员。当时，我向大家读我的入党志愿：“我是在旧中国受苦受难下成长的城市贫民，家里穷，没吃过饱饭，从小便死了父母，随着哥哥流浪……儿时，又去了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依然是受苦受难……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的家，给我新生活……我也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回头。”

　　当时，我眼里都是泪，看不清字，抑制不住的哽咽，抑制不住的情绪。其实，我何止哭了一次两次?这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觉得，党就像我的母亲，入党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

　　我的名字里有四头牛，就得拿出点牛劲来

　　在我看来，再小的角色都要认认真真地去演，都要百分百投入自己的心血，全力以赴。

　　当看到习近平同志勉励我的信时，我很惊讶。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竟然还能抽出宝贵时间勉励我“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我激动得眼含热泪。千头万绪，我最想说的是，自己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

　　有人说文艺界是离名利最近的行当。确实，我们这个行当很容易收到鲜花、受到追捧，再怎么严格要求自己都不够。习近平同志的来信不仅是对我一个人，也是对我们整个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期待。新时代，我们怎么做?这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要面对的课题——我们遇到了好时代，就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我常自嘲，因为长得小，演的都是“小角色”。儿时演流浪儿，年轻时演解放军小战士，到老还要演小老头儿。一直以来，我都是在演配角，从《红色娘子军》里的小庞、《泉水叮咚》里的大刘，到《牧马人》中的牧民……很多人物连个完整姓名都没有，都是看不出多少存在感的配角。但在我看来，再小的角色都要认认真真去演，即便是配角，也要百分百投入自己的心血，为角色全力以赴。

　　我演了一堆小角色，但先后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后来又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既然你干了这个行当，那么至少应该对自己表演的角色做足功课、细致分析，用心体验生活、贴近角色，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赋予人物以光彩，使人物“活起来”。不管哪个工种、哪个环节，大家都尽心尽力，才会有完整的作品，我们对工作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

　　有的时候，在拍戏过程中难免受点儿皮肉之苦、冒点儿危险。这些付出，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演员，让观众真正记住这个角色。我62岁拍《梨园生死情》时，因为所骑的毛驴受惊，我一头栽在地上当场休克。当时胸骨错位，肋骨断了两根，医生说两个月内必须卧床休息。为了不影响拍戏进程，我让人用担架把我抬到现场，用3天时间拍完了几十个镜头。我的名字里有四头牛，就得拿出点牛劲来，不能给小毛驴打败啊!这样的经历，我有过不少，全身关节都受过伤。但作为演员，只要能拍出好作品，再苦再累也值得。

　　现在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一心一意想恢复老传统：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工作，大家一起研究剧本、一起排练、一起体验生活，为了一个戏可以一起体验生活几个月甚至几年。遗憾的是，当前很多剧组没有排练这个环节，一些年轻演员甚至不知道排练是什么。我很怀念过去大家全情投入地拍电影，那一代人对艺术有强烈的责任感，即便生活上做出很大牺牲也没有怨言，就是一心要出好作品，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也确实受到全国人民喜爱。

　　对于一名电影工作者来说，生命的意义就是用好作品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只有跟着党，才能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入党是圆梦，但不是终点。我现在还一直琢磨创作的事，对好故事、好剧本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回想我这几十年拍戏，我在上影厂曾经担任过电视部的主任，负责看剧本。我首先要看剧本的社会效益，就是这部戏对社会起什么作用。今后，这个标准不能放弃，也是我终身的标准。将来呢，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接个剧本、做什么事，不能仅凭个人的好恶，更要看它对社会的效应是什么。我的想法是，只要是感人的故事、正能量的素材，不论发生在哪个行当，也不论发生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创作成文艺作品。我们的电影圈乃至整个社会都太需要正能量了，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唤醒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我就是一个演员，作为文艺工作者，也只是一个“小巴辣子”。我已经80多岁了，为党工作，我一定要珍惜。而且到如今这个年龄，就算不睡觉一直工作，日子也屈指可数。我能尽的力微乎其微，但也只有全身心投入去做好交给我的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份事业。只有跟着党，才能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有生之年，我愿为党的电影事业更加努力地工作。

　　(本刊根据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采访报道综合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