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世 界】 外国史上在时局关键之际当政者决策成败的故事(下)

　　八、强烈的信念和性格，使戴高乐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却又能够独树一帜，为复兴法国做出一系列成功的战略决策

　　近代法国一直是欧洲甚至世界上的大国，它在海外拥有的殖民地数量仅次于英国。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它却战败投降，国土沦丧，成为需要别人来拯救的国家。对所有的法国人来说，这都是无法接受的严酷事实。

　　1940年6月18日，英国广播公司向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播发了一份《告法国人民书》。从此，生活在沦陷区的法国人得知，一个流亡伦敦的将军组织了一个叫“自由法国”的运动，并且宣称：“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终有一天我们会转败为胜。”这名将军就是夏尔·戴高乐。在战前并不出名的戴高乐，从此成为了法国抵抗运动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自由法国依然存在的象征。

　　戴高乐的性格桀骜不驯，其瘦长身材和腼腆的性格给人一种离群索居、任性傲慢的感觉。他在军校时的外号叫“大公鸡”，意思是好斗。因为经常顶撞教官，毕业时得到的评语是：“除了他的身材以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为中等。”但是，当戴高乐为维护民族尊严而奋斗的时候，这种性格却成就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战时领袖。

　　在战败投降的耻辱依然缠绕在法国人心头的时候，戴高乐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恢复法国的尊严。首次向法国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一天，他手下只有300个“自由法国战士”。被召唤到一起的爱国者们虽然寥若晨星，却十分勇敢地潜回法国建立抵抗组织。尽管德国占领军扶持了贝当和维希政权，但戴高乐在世界上还是成功地维护了真正的法国从来没有投降这样一种形象。

　　戴高乐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呢?作为流亡者和战败国名义上的首脑，他很难像其他盟国首脑那样被人看重。他不得不身负战败国的名誉，忍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频繁而激烈的争吵，忍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敌对态度，因为罗斯福视其为潜在的拿破仑。在和盟国打交道时，戴高乐始终坚持法国依然存在并且正在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从1942年4月起，戴高乐就开始和他的参谋长制定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并打算在年底实施。但这个计划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只好按住性子迁就了美国人先从非洲登陆，然后绕道进攻欧洲的计划。1943年，戴高乐来到解放了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组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自己任主席，其目标是确保该委员会在法国获得解放时成为法国临时政府。尽管他知道没有英、美两国的支持，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但他还是毅然拒绝了在德军被赶走之后让美军驻扎在他的祖国这一屈辱性的安排。这个拒绝是非常有远见的，它为战后法国能够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创造了条件。1944年春，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戴高乐却被蒙在鼓里，“霸王”行动开始前几小时，他才接到通知。由此可见他在英、美两国首脑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地让他难堪。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说服盟军，由自己领导“自由法国”运动的一个装甲师去解放巴黎。这个选择极具象征意义，意在向世人宣告，法国的心脏是法国人自己解放的。于是，流亡者作为解放法国的英雄回来了，在此之前，法国人一直只是从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如今，法国民众用欢呼和鲜花簇拥着戴高乐走过凯旋门。后来，戴高乐写道：“置身其中，我觉得自己是命运的舵手。”

　　在危机中成为法国“命运舵手”的戴高乐，在战后为复兴法国的地位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1945年法国争取到了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席位。1958年，戴高乐支持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尼亚人民的民族自决主张。1963年，他和联邦德国正式签订友好条约，从而使两个宿敌共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凡此等等，都使法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制衡力量，使这个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非一流国家，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一流作用。这大概是戴高乐之于法国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这是戴高乐的一个坚定信念。“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一句名言。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因为背后有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地位而被世人看作盟国的领袖人物，那么，戴高乐走上历史舞台却是在祖国的危机中努力奋斗的结果。用后来担任过法国总统的德斯坦的话来说：“戴高乐几乎是单独一人成功地赢得了法国的合法地位。”在重振法国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靠牢不可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忍辱负重的坚持和纵横捭阖的突围，终于让人们认识并接受了他。这当中，他的百折不挠、特立独行的性格和罕见的民族自尊心，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阿登纳和戴高乐审时度势推动德法和解的战略决策，为这两个元气大伤的国家在战后确立了有利的国际地位

　　1949年，73岁的阿登纳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他名列第一。活跃在半个世纪前的阿登纳，在今天的德国人心目中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作为战败国，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摆脱几个世纪以来试图在欧洲称霸的传统思路，重新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阿登纳在二战前有着特殊的经历。作为政府官员，他三次拒绝与希特勒合作，在希特勒到科隆发表讲话时，甚至下令市政工人把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帜取了下来，这使他先后两次被捕。出狱后，生活失去保障，只好在家里养玫瑰花。作为花草园丁，阿登纳培育出了一种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品种“阿登纳玫瑰”；作为一名政治园丁，他担任总理时培育了一个新的德国。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历史，让阿登纳明确认识到，绝不能再屈从于好战的民族主义习惯势力，要永保和平，就必须实现欧洲联合，以彻底斩断那只看不见的战争之手。而要实现欧洲联合，首先要实现德法和解。几个世纪以来，德法之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猜忌实在太深。因此，德法和解在当时看起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幸运的是，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的执政者戴高乐，同样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曾经表示：我们应该是爱国者，但不应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不热爱其他民族。1958年9月14日，重返政坛刚刚3个月的戴高乐把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请进了自己的家门，这是他唯一一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到自己的私宅里做客。这个让整个世界吃惊的举动，显然赋予了法德和解一种家庭式的温情和深深的期望。戴高乐说，法德之所以要和解和合作，首先是这两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由于美苏冷战而对欧洲造成的威胁；其次，要使欧洲自信和强大，除法德合作外，别无其他基础；再次，要使欧洲保持和平、均衡与发展，关键是西欧要有一个具有活力的、强大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轴心就是法德合作。而阿登纳也抛弃了戴高乐所说的那种不热爱其他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称自己“不仅是德国人，而且是欧洲人”。从此，这两位政治家建立了特殊的友谊。戴高乐1962年和1963年访问德国时，阿登纳同样邀请他到自己的私人宅邸叙谈。他对戴高乐说：“以我之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

　　1963年1月22日，阿登纳和戴高乐共同签署了德法友好条约，两国最终实现和解。就当时的世界形势来说，法德和解，使曾经战败投降的法国恢复并彰显了自己的影响力，而德国则在欧洲开始摆脱作为战败国的被动和孤立。历史已经证明了阿登纳和戴高乐的共同选择的深远意义：如果没有德法和解，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没有在今天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欧盟。在这个意义上，阿登纳和戴高乐不仅是理想主义政治家，也是现实主义政治家，而且也称得上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经历国家命运低潮之后成功设计未来崛起之路的战略家。难怪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无感慨地评价说：“这两位战后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从而消除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几个世纪的宿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同时执政，这是幸运的历史事件之一。”

　　十、布什实用主义的读书遭遇尴尬：当政者的形象不是靠刻意塑造出来的，而是由其决策是否正当和正确来决定的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时常有意识地公布总统布什最近读了什么书，这虽然是为塑造总统形象的“作秀”宣传，但听者似也可从中捕捉到一些蛛丝蚂迹，看出布什读书和他的政治思维及其决策的关系。

　　2000年，布什为了竞选总统，曾研读迈伦·曼格内特的成名作《美梦与恶梦：60年代留给社会下层的遗产》。他的著名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施政纲领即来源于此书。

　　2001年3月，布什在戴维营度周末时看了一本名为《东进鞑靼大地》的书。这是一本关于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尼亚到里海海岸一带政治经济形势的游记。布什认为，该书中的诸多论点与他本人的世界观很吻合，其“邪恶轴心论”部分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2002年9月，为了准备对伊拉克动武，布什曾苦读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学者科恩的《最高统帅：战时的领袖、政治家与士兵》。该书作者支持进攻伊拉克，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2004年11月，布什邀请正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不管部部长夏兰斯基到白宫，原定45分钟的会谈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布什极力称赞夏兰斯基的新书《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胁》，并说：“读了这本书，我非常激动，这就是我所坚信的，现在终于找到了理论基础。”该书在某种程度上为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就职演说前夕，布什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说：“这本书总结了我的想法，我推荐大家来读一读。”他此后多次对外宣称：“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

　　2005年12月，布什过圣诞假期时在德州农场读了帕特里夏·奥图尔写的《当号角吹响之时——西奥多·罗斯福离开白宫之后》。该书讲述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非洲之行以及他在1909年离开白宫之后为重返政坛所作的努力。与此同时，布什还读了罗伯特·卡普尔的《帝国的步兵：美国的地面部队》，书里写的是辗转多国的美国部队中的军人日常生活。当有人问，布什为什么要读这两本书时，白宫发言人特伦特·达菲的回答是，布什是一个“历史迷。”

　　2006年1月，布什读了一本歪曲和攻击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便急不可待地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谈起他对这本书的感想，并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

　　以上所列，在折射出布什的政治思维及其决策是如何受其阅读书籍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他的读书实际上是从其意识形态的实用需要出发的。通常情况下，他的阅读无非是为了印证和补充其既有的成见，这与当今美国为了支撑其对外霸权的政策行为，不得不实用主义地寻求和宣传其理论依据的作法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被称为有“牛仔”作风的布什，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绝非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为塑造其形象而用心良苦的刻意宣传，有时候也会遭遇尴尬。特别是在布什不断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从而引起国内舆论强烈质疑的背景下，宣传布什的读书，不仅不能增强其决策的影响力，反倒是适得其反了。

　　2006年8月11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托尼·斯诺对外宣称，布什回德克萨斯农场度假时读了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局外人》，发现该书很有趣，还跟托尼·斯诺讨论了存在主义哲学。结果引起舆论界大张微词，嘲笑有加。《局外人》叙述主人公默多索开枪打死了一名阿拉伯人，但法庭却是以他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判其死刑的。《纽约时报》评论版作者莫林称：“要说有什么事能确认加缪的‘人生是荒谬的’观点，布什读他的书就是一桩。”“布什和加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布什在把道德秩序强加给世界的时候引起了混乱，加缪写的则是道德秩序永恒的困境；加缪痛恨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的人，布什则沉溺于此；加缪赞颂透明，而布什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有人指出：“《局外人》是一部伟大的书。但是布什很浅薄。他能理解这部小说的哲学内涵吗?还是仅仅以为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杀死阿拉伯人?”这些评论，既涉及到美国人对布什个人的素质、兴趣和个性的看法，同时，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布什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等对外政策。

　　试图以读书来塑造形象，结果却弄巧成拙。结论是：当政者的形象素质不会靠刻意塑造来完成，而最终由其决策是否正当和正确来决定。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党的文献》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