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提琴讲中国话

　　俞丽拿，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这位从指间飞出《梁祝》的小提琴演奏家，50多年呵护培育出无数只“蝴蝶”，从琴房里飞出，飞向国际舞台，飞向世界艺坛，在世界顶级舞台上振翅飞翔。她的名字也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始终闪耀在中国音乐舞台上，这是她永不谢幕的倾情演出。

　　因为我是《梁祝》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大家都以为我在文艺单位，其实大学毕业我就留校当了老师，到现在已有56年教龄。

　　1962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当时已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功首演后的第三年。我是分配改学小提琴的。自己还是大学生时，最苦恼的就是当时小提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演出没有人鼓掌，很痛苦。为了让中国人听懂、喜欢、热爱小提琴，我们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希望能够让小提琴讲中国话。后来，我们就有了《梁祝》这个作品。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功首演。此后50多年间，《梁祝》的琴声传遍世界各地。周总理在上海举行重要国务活动时，总会请我为外宾演奏《梁祝》。因为《梁祝》，使东方风韵、中国元素飞进了世界音乐殿堂，成为中西音乐结合的典范，成为让西方乐器开口说中国话的“中乐西奏第一曲”。

　　毕业时，留校当了老师。那个时候我很苦恼，因为我只会拉琴，不会教琴。我要学做老师。

　　要教好小提琴，并不容易。一定要很深入地研究，掌握教学规律及特点，还要跟得上世界潮流，熟悉国际上各个演奏家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你会拉，还得找得准关键才会教。

　　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我们是一对一上课。从附小到大学毕业，一个学生就是16年。这16年间，我们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一样，伴随他们从少年懵懂到青春期谈恋爱。到后来孩子能独立学习了，就是我非常高兴的时候。

　　曾夺得第四十九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黄蒙拉，就是读附小六年级时来投师的。我还记得，最开始黄蒙拉的音不准，每次到我家来，一练五六个小时，一个音一个音纠音准，后来他的音准一辈子都不用我操心了。黄蒙拉在意大利参赛，我正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小提琴独奏音乐会，记挂着学生，就给黄蒙拉打电话，“你不爱洗衣服，现在没有干净衣服换了吧?”电话里，黄蒙拉不好意思地笑了，“对呀，俞老师怎么知道?”

　　同样屡获国际大奖的王之炅，2000年在芬兰参加比赛时不小心烫伤了手指。为了不让伤口再碰水，我为王之炅洗头、洗衣服、做饭，几乎当起了保姆。2003年，我膝盖积水严重，还坚持全程陪同王之炅赴意大利，因为我的学生是代表中国参赛的。

　　这些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十多人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填补了我国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中的多项空白。

　　后来因为搬家住得离学校远了，年近60的我考了驾照买了车。

　　为避开早高峰，我一般都是早晨5点多起床，保证6点半到学校开始准备工作，7点半或8点就可以上课。学生都知道，我永远是在教室里等着他们的。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也就不敢迟到。

　　50多年来，我坚持每天在教室授课十多个小时，辛劳寂寞而平凡。每次，我都带几天的饭菜放在小冰箱里，因为不能每天赶来赶去，晚上常常就睡办公室。每天唯一的休息就是拿出饭盒到微波炉里热一热，一边吃饭一边上课。学生们说我：你根本就只是为了活命而吃饭!

　　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三心二意，要“像父母一样为他们奉献一切”。我70岁告别舞台，那正是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担心将来精力难以兼顾，我还是告别了自己眷恋的舞台，集中精力专心教学。对每个学生，我都安排一个专门的记录本，几十年来，记录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

　　在我的眼里，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为了不耽误上课，我曾在暑假里抽出五天时间开了三次刀，声带做了手术讲不出话，就举卡片提醒学生。琴房里，一张张卡片，写着“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住院了，我惦记的依然是学生，安排学生到医院拉琴。寒暑假坚持给学生们上课。我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我不收费。

　　我记不清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一辈子，一把琴，四根弦，一拨又一拨学生，岁月染白青丝……我要一辈子教下去，学生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教育让我拥有了永远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