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怎样看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拿一句老话说，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具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通过回顾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又说，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1962年9月29日）。

　　这些坦率的评判，表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时而著，本就是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毛泽东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1964年5月17日）。“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文件”（1965年8月5日）。这里说的“几本军事文件”，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因为是血写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自信？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同志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见。这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1962年12月3日）。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听取余秋里等人汇报工作，说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文革”中，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1967年8月16日）“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1968年8月13日）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将9月9日定为建军节，毛泽东果断表示：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区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

　　与此同理，对待过去的著述，尊重原文史实是一种必须的态度。1960年编选《毛选》第四卷，正值庐山会议不久，有人请示是否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和相关战役事件，毛泽东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文革”中，《毛选》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几次有人提出，新印发和翻译的《毛选》，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释，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泽东都明确拒绝了，理由就是，“这些都是历史嘛”“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1967年3月16日）。“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1967年8月4日）。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他说抓紧时间突击编选，原因是“《毛选》现在中国需要”。1960年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搞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