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荆州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5周年

毛泽东与延安川口乡秧歌队员在一起

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65年前，延安杨家岭山谷。

    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历史史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史册的日子----1942年5月23日。这天傍晚，中央办公厅一楼会议室外一片不大的露天广场上，在一盏煤汽灯映照下，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以下简称《讲话》）。延安各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许多鼎鼎大名的文艺家聆听了这次讲话。数十年来，《讲话》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影响，一直没有停止。

    从“韩荆州是谁”说起

    1942年3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诗人艾青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艾青引用的这句诗出自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荆州原名韩朝宗，唐代曾任荆州长史。他因向朝廷举荐了严适之、崔宗之、房习祖等名士，享有奖掖后学的美名。唐开元年间，30岁出头的李白向韩朝宗写信自荐，先为讨好韩而写出上述两句诗，表达“敬慕一至于此”的心情，接着自我推荐：“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遗憾的是，韩朝宗最后没有举荐他。

    艾青的杂文引出了一个“韩荆州话题”。对知识分子来说，谁能举荐自己呢？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朱德。他在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德的用意，实际上是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三年后，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又回想起1942年整风时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这里，毛泽东列举的工农兵“韩荆州”中，赵占魁是农具厂的司炉工，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张治国是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的一个副班长，三人都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这里，毛泽东和朱德为延安的知识分子指出一条正途，就是走向人民群众。他们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可靠的“韩荆州”。笔者以为，正是这个“韩荆州话题”，从一定意义上开启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思路。

    为什么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对文学本身就有极深造诣的毛泽东，开始分出部分精力抓文艺工作。

    当时的延安，活跃着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诸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这些团体，大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好的文艺作品，也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怀下，开始创作并迅速传播开来的。1939年5月，《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时，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激动地站立起来，连声说好。

    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合着抗日的主旋律，以自己的作品鼓舞人民，推动着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着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也不可否认，当时从国统区和敌占区，包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涌入延安这个小山沟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作品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和问题。

    表现之一，主张文艺作品“暴露黑暗”、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明确表示“不歌功颂德”。

    表现之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大戏、洋戏充满舞台。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不与人民大众往来，不愿意开门了解火热的生活。

    表现之三，不谈主义，甚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

    表现之四，热衷于“自我表现”，对工人农民缺少接近和了解，不愿意描写他们。

    表现之五，互相攻击，搞不团结。

    所有这些问题，间或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不断找人谈话，或者以书信方式交流。比如，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作家萧军交流思想，言之切切，读来令人感怀。这封信中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文艺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写信、谈话，让作家们（如欧阳山和草明）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加上当时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使毛泽东深感存在的问题之严重，于是产生了在文艺界开展整风的想法。1942年4月，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20多天内开了三次座谈会

    从1942年5月2日起，在毛泽东、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毛泽东作的，后合在一起公开发表，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日，第一次座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方面的工作者100多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凯丰、贺龙、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首先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指朱德，鲁总司令指鲁迅。后来正式发表时，这句话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在“引言”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作家萧军第一个发言。随后，其他文艺工作者也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

    5月16日举行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主要是文艺工作者发表意见。整天时间，毛泽东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作着记录。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群众中去。毛泽东对欧阳山的发言很满意。柯仲平以小歌舞剧《小放牛》为例，提出了文艺作品的提高创新问题。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也有作家在会上讲，不歌功颂德，“爱是文艺永恒的主体”等。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气氛更加热烈。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朱德在会上最后发言，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他说：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

    毛泽东作结论及《讲话》的发表情况

    5月23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是这次座谈会最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根据会议讲座的情况，发表了总结性讲话。

    关于这次讲话的情景，著名作家吴伯箫有两段生动的回忆。他说：

    “结论是在第三次座谈会上报告的。那次人多，天气也暖了。晚上，在院子里进行。说是院子，实际就是杨家岭的山谷。以煤汽灯的光亮为中心，人们围得密密匝匝。离灯光远处，多少人也数不清，可以说是渺无涯际的人海。因为就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辉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那晚摆在毛泽东同志面前的记得只是一张极朴素的小桌子。虽有若干板凳，但更多的同志是以各种姿势站着，或就地坐着听讲，记笔记的。记得停在附近的一辆卡车上也坐满了人。坐在司机座旁位上的是徐老----徐特立同志。可惜那时照相不容易，更不要说拍电影，我们现在不能重温那诗样动人的不朽的场面。真希望那时参加座谈的画家同志能就当时情景：星空作天幕，雨山作屏壁，谷口是拱门，把那样开阔宏伟的课堂，和弥漫着崇高智慧的气氛，画出一幅写实的画来，留作长远的纪念。因为那次讲话的确是烁古灼今并必将传之永久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只是在各个区域（包括敌后）的领导机关和文艺团体中进行了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结合座谈会精神，各区域都进行了文艺整风。文艺工作者经过整风学习，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纷纷要求下乡、下场、下部队，深入实际工作，改造自己，进行创作。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了很大影响。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讲话》出版了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毛泽东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在《讲话》中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毛泽东还十分具体地规定了文艺的服务对象：“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至于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认为，关键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家要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要把情感转移到人民大众这方面来。只有当文艺家的自我意识与情感真正与工农兵的意识与情感融合在一起，工农兵才能真正进入文艺家的创作视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还认为，文艺要很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还必须正确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毛泽东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

    《讲话》对文艺家们思想转变的影响，我们还是引述一段吴伯箫的回忆：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回答准确地指出了文艺的方向：‘为人民，’‘一是为工农兵。’多少年的纷纭议论，多少文艺理论家的左右寻索，毛泽东同志几句话就指点明白了。像天空之有北斗星那样确定不移。而‘为人民服务’一语，从那时便成了每个革命者生活的最基本的意义，解决了人们最正确的人生观的问题。”

    历史的长河流淌不断，思想的脉络清晰可见。《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它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一部部闪光的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建国后众多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也可以看出《讲话》的影响之深远。

    当前，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是，我国思想文化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仍然坚持“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的“韩荆州”尽管已经不再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们，但文艺要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却是永远不变的。

    1943年2月，艾青在创作长诗《吴满有》时写了一个附记。他说，1943年春节，到延安吴家枣园向吴满有当面征求意见，“不一会，同庄子的人都来了，他的窑洞里人站得满满的。我把《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这是当年文艺家们走向人民大众的一个典型事例，也应该成为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参照的一个标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