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 南湖启航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修改的党章，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本期我们继续选载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党章内外的故事》，与大家一起边读故事边学习新党章。

　　每逢我们党的诞生纪念日，很多党组织都要开展活动，有的还会去党代会会址参观、接受教育。那么，如果去一大会址，应该去哪里呢?

　　这涉及我们党在哪儿诞生的问题，也就是空间上的起点问题。一个时间上的起点，一个空间上的起点。两个起点都应该搞清楚。

　　基本事实大家都知道，一大先是在上海召开，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这个转移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计划外的事情。其原因就是突然有人闯进了会场。于是代表们迅速撤离。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来人搜查。然后，法国警官开始询问，而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一一做了回答：

　　“谁是此屋的主人?”

　　“我。”

　　“为什么开会?”

　　“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我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用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

　　“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外语，又留过学，对付法国警官绰绰有余。接下来，警官又盘问了主动留下陪李汉俊的陈公博。没有什么收获。而且侦探也知道了这是李书城的公馆，便离开了。

　　其实，当时室内抽屉里就放着一份党纲草案。但因为涂改得很乱，又是中文，侦探们没有注意到。于是化险为夷。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闯进会场呢?为什么巡捕房会来搜查呢?直到今天还有点雾里看花。但我们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还是做了很多研究和查证，有所进展。

　　闯进会场的这个人，后来查明，叫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当时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嘉兴方面最新研究，从当年的档案中，居然发现有两个叫程子卿的人，都是法租界的“包探”。但年龄、地位悬殊。一个1882年出生，江苏镇江人，20年代到40年代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一个在1937年时29岁，江苏邳县人，1937年12月至1939年9月在巡捕房任职。前往一大会场的应该是前一个，已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因有两个程子卿，在研究和介绍时不能搞混了。

　　侦探为什么会闯进会场?党史界原来大多认为与马林有关。马林是荷兰人，1921年被共产国际派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在多个国家从事秘密活动，早就被警方注意。所以，他进入中国的消息，已经被通报给中国当局和租界。于是，有人认为，侦探是跟踪马林闯进会场的。但这种解释有不少说不通的地方。

　　近年，浙江嘉兴的同志做了更加深入、细致和全面的研究。他们搜集了更多的历史资料，分析认为：当时，无论中国当局和法国租界，都没有注意到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踪。倒是注意到当时更活跃的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救国团”“大同党”等社团的一批人，甚至还有远东各国的所谓激进分子，正在上海活动。连日本警视厅都向中国当局和租界专门通报了情报，说这批人正准备在租界召开会议成立“支那共产党”。于是法租界便制定了一个《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规定从8月1日起，任何集会必须在48小时前报警方核准，否则就要查 处。所以，7月30日晚上，程子卿本是去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告知有关规定的。但中共一大会址与联合会会址刚巧是隔壁，听到门里有说话声，于是误闯进门。发现有人开会，乃回去报告。随后才有多个巡捕前来盘问和搜查。

　　由于被查，在上海开会肯定不安全了，但建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决定转移地点，把会开完。到哪里去呢?有人建议到杭州西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但有人认为西湖人太多，容易暴露。这时，李达的夫人、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王会悟说，她的家乡嘉兴有个南湖，游人较少，如果租条船在湖上开会，比较安全。万一出什么事，人头熟，也好办。大家认为这个安排比较妥当，于是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于是，党的诞生地就有了两个地方，两地都有贡献，两地都很光荣。但要界定党的诞生地，两地还是有一些不同意见。上海的同志强调上海就是党的诞生地，党就是在上海诞生的。但浙江的同志认为，虽然在上海开了六天会，但最后是在嘉兴南湖宣告成立的，所以，诞生地应该是嘉兴南湖。

　　我曾经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党史上的这类争议还有很多，处理这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所以，我一直对他们说，党到底在哪个地方诞生，单说一个不全面，必须包括两个地方。我到各地检查各种展览馆、纪念馆，也都很注意这类史实的表述。凡是只说一个地方的，我都要求他们改成两个。

　　两个地方各起了什么作用，相互是什么关系?客观地说，在上海召开是历史的必然；在南湖召开是历史的偶然，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

　　上海，无疑是党的主要诞生地。上海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知识分子云集，水陆交通便利，中外各种思潮和风气碰撞，控制上海的军阀与北京不是一个派系，租界分割也易于革命者隐匿和转移。这些客观环境为党在上海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人士都把上海作为最重要的活动基地。还在1920年，上海就成立了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党组织实际承担了发起和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李达等人具体负责筹备工作。一大在上海召开了六次会议，研究了主要问题，起草了有关文件。如果不是侦探出现，会议也许就会在30日结束，党也就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了。所以，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确实是历史的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为什么?浙江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进步思潮的涌现，浙江志士仁人投身革命，嘉兴与上海交通便利，还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等，都是客观的有利条件。党的最早一批党员，特别是参与筹备一大的人中，有不少人，如陈望道、沈玄庐、沈雁冰、沈泽民、俞秀松、施存统等，都是浙江人。到南湖开会的建议，是浙江籍人士王会悟提出来的，会议代表的接待、安排和转移工作都是王会悟操办的。会议在南湖虽然只开了一天，但在上海会议基础上，通过了所有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所以，说到党的诞生地，两个都要说，两个都光荣，少一个都不完整。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建党的形象化标志问题，即现在通常所说的Logo。说到建党，我们都会想到红船。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论述“红船精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而这条游船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用红船来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非常形象，非常鲜明。但在使用这个标志时，要注意它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如果完整地表达，应该说两句话，这条红船，在上海制造，在南湖启航!

　　无论是什么江河，终究流向大海。中国共产党的航船终于在苍茫的历史大海中启航了，于是，党章也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