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验与智慧20】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怎样看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拿一句老话说，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上接19期)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编辑《毛选》，毛泽东所取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带来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体现了王明、博古等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看得出，他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似乎要把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打击憋在胸中的郁闷，来一个大宣泄。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

　　这里不妨引几段《毛泽东文集》选录该文时，已经公开的文句：“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老爷们的工作“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文中还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点普通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

　　这些文句，在整篇文章中还不算是最尖锐的。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被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阅后退毛。”1965年1月2日，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仍说“请提意见，以便修改”，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捡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事过境迁，那些曾经在19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引起“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他打电话让王任重专程从武汉到长沙来阅看，并将改稿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人。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看来，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后，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到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1965年1月23日)。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960年2月9日)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飞跃和满足。

　　毛泽东对哲学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长征到陕北后，他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但总体上，他不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的著述中，毛泽东比较看重其哲学“两论”，并认为《实践论》最好，对《矛盾论》则不那么欣赏，原因或许在于，作为哲学家，他特别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也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还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对《实践论》评价，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反观《矛盾论》的“待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1951年他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甚至放弃了《矛盾论》。对此，毛泽东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解释说，《矛盾论》“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言下之意，《矛盾论》不能和《实践论》等量齐观。文章得失，确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间。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内心有一个参照。马列“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他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他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按：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创性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1956年3月14日会见长征和艾地时，长征问毛泽东：“《毛选》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回答：“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论联合政府》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敝帚尚且自珍，毛泽东这段话当然有明显的谦虚成分，但也反映他对自己著述的评判，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既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也看文脉、文气、文风。至于“完全满意的很少”，透露的似乎是文章之外的心绪。

　　什么心绪呢?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都重视毛泽东的著述，兴起学习热潮，这在党内领导层也是共识。毛泽东不愿去推波助澜，托以“完全满意的很少”，是在情理之中。第二，旧著中确实有些谈论具体问题的著述，事过境迁之后，他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了。比如，毛泽东在1942年印过一本书，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主要谈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当时发挥不小作用。编《毛选》时却只选录了其中的第一章，对其他内容，毛泽东后来一直不感兴趣，看不进去，也不愿意再印行此书。第三，作为立足现实的政治家和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毛泽东常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1964年3月24日)。

　　实际上，毛泽东满意的旧作并不少。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屡屡谈及撰写这些论著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就是对一些没有收入《毛选》的文章，他也时常眷顾。1961年初，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如获至宝，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说：“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4年，他把《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65年，毛泽东还私下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对这些旧著，他不仅满意，而且还继续从中汲取对现实有用的思想资源。

　　顺便说一下毛泽东对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看法。这本《语录》摘自毛泽东著述的不同篇目，按专题归类，把精华观点集中起来，确有益于传播。1965年11月15日，他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安徽省委负责人李葆华等人汇报工作，李葆华说到“四清”运动中运用主席著作很解决问题，毛泽东就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有些欣慰地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提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表示：“好嘛，向中央办公厅提，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此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毛泽东许可并鼓励多多印发《毛主席语录》，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有其现实考量。政治的心曲常常融于耐人寻味的细节之中。

　　“文革”运动起来后，毛泽东对《毛主席语录》的看法有了改变。1966年3月20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要学习毛主席”，毛泽东立刻讲：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要受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1967年8月16日接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毛泽东又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