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乡村振兴

　　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都面临过乡村衰落的问题，并形成一系列实证可行的解决模式。我国“乡村振兴”所需应对的问题较之其他国家既具共性，也存个性。在借鉴别国理念与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人们共同的期望和责任。

　　英国规划先行以点带面。从19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到“二战”期间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区域规划，再到“二战”后的新镇建设规划可谓一脉相承。其主旨在于加强小城镇发展，以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性良好的大量小城镇为核心，带动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其优势在于，避免形成少数大都市因其过高的城市首位度而对广大乡村地区产生不可逆的“恶性吸血”，使“待输血”乡村与“可供血”城镇近在咫尺，人员和资本在城乡间进退自如，乡村地区始终保持经济、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的全维度活力。

　　日本基础先行复兴生境。为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农村过疏”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日本政府规划并实施了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是其首位要务，以保证所有村落“都不输在起跑线上”。在此基础上，资金还被投入到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地域形象营销、农产业/旅游业生产技能培训等各个领域。该工程是一项长效机制，与时代和地区特征需求紧密对接，其适用对象可以是单个村落，也可以是多个村落组成的集群。其实施主体通常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担任，投资费用的50%由中央政府支付，其他由各级政府分担。该示范工程的最大成果是复兴了乡村“生境”，重振了农民的乡土信心，使其享受到与城市“生境”等同的“硬件”配套和相对更好的“软件”环境，自觉自愿地引领乡村社区积极投身地域产业振兴和文化传承，使乡村地区获得真正可持续的生机。

　　美国以产促融顺畅过渡。美国于19世纪末开启迅猛的城市化过程，至1920年城市化率过半，至1950年非农劳动力比例已达87%。然而，美国的农村地区并未发生不可逆的衰落，其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均不低于都市地区并持续至今，这主要源自以下几点：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政府引导技术与资金投入；农业与工业、服务业部门有机融合。

　　法国、意大利尊重传统价值实现。法国和意大利作为很早完成工业化的老牌经济强国，其乡村地区至今仍生机勃勃，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境”品质均令城市居民艳羡。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源自这两个南欧国家对农耕传统的尊重，令其价值得到最大化实现。

　　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为其主要农产品的种养殖方法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如橄榄树的间距、葡萄的单位产量、黑猪的生长周期等，这些规定均以保护乡土物种和保持优越品质为宗旨。同时，两国政府还立法对这些农产品进行等级评定，如意大利的葡萄酒就从低到高分为IGT、VDP、DOG、DOCG四个等级，在价格上有着合理的区分。此外，两国还十分重视传统手工业的统筹传承和增值溢价，以此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和老人，令其乐守家园。

　　在这些法律保障下，尊重传统、坚持品质的农户和农企能够获得更好的效益，也会令整个国家的农产品具有形象公信力，从而实现以农业生产价值最大化支撑农村社区持续良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其农村家庭结构相对保持良好，人口空心化等问题得到可持续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