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胜利的红色军号

　　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正有序全面展开，从10月1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明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恢复和完善我军司号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继承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正规化建设和提振军心士气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军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过去以指挥通信为主的军号功能定位，与时代之变、改革之变、战争之变不相适应。此次恢复和完善的司号制度，对军号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调整与完善，以部队管理为主，兼顾指挥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功能。

　　新的军队司号制度明确规范了军号使用的时机场合，并明确了司号员吹奏与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司号形式，采取兼职为主、专职为辅的方式调整编配司号员，原有的名目类、勤务类、战斗类、仪式类四类109种号谱，将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种号谱。

　　新的军队作息号种包括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等11个标准号谱。10月1日起，驻同一营区的不同单位，由营区管理单位统一播放作息号，也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实施；驻港澳部队、驻海外保障基地部队和其他海(境)外任务部(分)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使用作息号；因特殊原因不能播放作息号的，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确定。

　　大概是三十多年前，我受报社编辑部委派，去采访著名作家、时任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在北京王府井红霞公寓刘白羽的寓所，我们的话题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开始。因为毛主席发表“讲话”前，曾三次约见刘白羽征求意见。那时的白羽，就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了。

　　我问他，当初为何放弃不错的生活条件，执意从敌后奔向延安呢?记得白羽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稍作思考，便站上书桌前的一张凳子，从高高的书架上翻出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图书。老人说：“就是它，是一把军号的指引。”我仔细一看，书名叫《西行漫记》，这是白羽老人珍藏的上世纪30年代的最早版本。书的封面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正迎风飘扬；红旗旁边，一个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举军号吹奏起冲锋号。我知道，这就是当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拍自战地的摄影力作《抗战之声》，曾发表在解放区报纸上。

　　白羽老人缓缓地、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做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是军号的旋律，鼓舞激励着我从抗日战场一直打到辽沈战场，又从辽沈南下，几乎在战场硝烟中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在战场上，我凭着炽热的情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来自战火中的一线报告。”

　　这次谈话，让我久久难以忘怀。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原南京陆军学院出差，听说当年《西行漫记》中的那个小号手的儿子在陆院工作。我慕名去采访他，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号手，就是谢立全将军。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海军某部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让人敬仰的是，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建国后的数十年间，谢立全从没张扬过斯诺拍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只是在斯诺去世后的1972年，《人民画报》刊发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时，为了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四个页码配发了斯诺的生平照片，照片中就有《抗战之声》这幅著名作品。当时《人民画报》为注解和说明照片的来龙去脉，对照片进行了认真考证，几经周折，最后才弄清斯诺当年是在宁夏预旺堡战斗中于城墙上拍摄的，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小号手被分配到了海军工作，他就是后来的海军将军谢立全同志。谜底解开了，有人去采访谢将军，他说：“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我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是幸存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吹的。”1973年谢立全同志去世时，为了表达对将军优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人们特意将《抗战之声》的照片镶嵌在他的骨灰盒上，并永久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幅著名的照片，传递着一段英雄往事；一把军号奏出的旋律，召唤着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走向抗日前线；一段军中往事，展现出一名老战士的宽广胸怀。就这样，军号的旋律融入一茬又一茬军人的血脉之中。

　　我所经历的另一个军号故事是在2008年。一天，我应邀去苏南驻军某部采访，这支部队就驻在当年新四军机关所在地茅山遗址附近。陪同我的部队宣传处一位同志说，去参观一下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吧，去那里可听一听茅山军号，就像六十多年前的战地交响曲。好奇心驱使，我们一行去了茅山。

　　茅山望母山顶，一座36米高的新四军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耸立在青松翠柏中。碑后的广场上，是一匹仰首的战马和陈毅将军的全身雕像。参观展览后，按照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为了表达对先辈英雄的怀念和祭奠，要在纪念碑广场上燃放一串鞭炮。奇怪，就在鞭炮声响起的同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伴随着鞭炮声响，迅即在四面环山的空中响起了一阵阵连续不断的“嘀嘀嗒嗒嘀”的嘹亮军号声，持续时间长达数十秒。凭着军人对军号的熟悉，我们一听这是真正的来自金属乐器吹奏出的声音，其旋律节奏与鞭炮声响迥然相异。仔细辨听，还有更奇妙的事情，伴随着嘹亮军号声，竟然还夹杂有类似战场的冲锋呐喊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近似原生态的战场交响曲，听起来如同军事题材影视剧的同期声。我们非常纳闷：按照声学、物理学原理，如果因为山崖峭壁在山间的回音或共鸣，反射回来的应该还是鞭炮声，而这里为什么却是如此清晰的军号声和战场呐喊声呢?

　　我们当然不相信那些近似神话般的演绎，但现实又确实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纪念馆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抗战年代，就在如今纪念馆的所在地，新四军部队与侵华日军确实有过一场恶战，并且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对于这场战斗，当地党史馆存有详尽的史料。但是，这让人生疑的战场军号声及呐喊声又是怎么回事呢?奇妙的号声是在1997年一次纪念活动时被偶然发现的，以后的许多年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并演绎出许许多多的神秘传说。有人说，这是新四军集结号，在召唤皖南事变中牺牲失散的数千英烈；也有人说，当年茅山作战，有两位新四军号手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用号声迷惑敌人，但最终落入敌手而光荣牺牲，现在的号声是部队在寻找当年那两个小号手……纪念馆方面为了解开谜团，还专门请来了军事科学院的号谱专家进行现场鉴定。专家认定号谱是真正的我军号谱。

　　奇妙现象，与其被当作神话传播，倒不如费些工夫找出它的缘由和谜底。紧接着，便由当地政府出面，请来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声学教授们，在现场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研究探测，最终给出了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结论：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自然现象。要形成这个现象，必须具备特定的自然条件，而茅山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这一现象。当年那场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战斗，因周边特殊的山岩及特殊地貌，以及山石的矿物质元素作用，这一切为声音创造了特定的存储条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整座山崖峭壁就像巨大的录音磁盘一样，军号等战场之声在异常特殊的条件下被永久地“刻录”了下来。这些刻录下声响的“磁盘”一旦遇到特殊条件，比如鞭炮齐鸣时，便会将它激活，于是当年的战场之声便得以真实回放和再现。

　　或许这个由专家教授给出的答案也是一种推测。但此后人们去茅山听军号，的的确确成了江苏省句容县的一个项目，并进而演变为一条茅山旅游热线。如今，去句容必去茅山，去茅山要听军号。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馆方特制的一种展现当年战场情景的多媒体。有关人员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打造出当年苏南人民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军号声、呐喊声、厮杀声，组成了仿真的战场之声，而且还有影视剧节选的画面相配合。听完人工合成的声响，然后再到纪念广场燃放鞭炮，聆听当年战场交响曲的真实回放。新四军纪念广场上那响彻寰宇的声声军号，激起的是人们对陈毅、粟裕等革命家和英烈们的深切缅怀。

　　我入伍时的上世纪60年代，司号员和军号在基层部队是有编制的。当时每个连级单位都有“司号员”，营级单位都编有“号目”；师团级单位就有了“号长”。部队的“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和“司号员”。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人知了。那时可不一样，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首先要有知识，多少懂点音律；其次对司号员的口型也有明确要求，要适宜于吹奏。记得当年新兵下连时，师里都要举办一次全师司号员集训，号长们带领全师上百名号兵列阵吹奏，其场面之壮观、旋律之齐整，与现在室内演奏的音乐会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番感觉。百十把军号发出的雄壮之声，在方圆十里或几十里的山谷间、平原上回荡，这往往被视为军旅的一道亮丽景观。

　　听惯了军号的人，没有军号声就会显得生活乏味和寂寞，就会觉得缺少节奏和旋律。相较于今天那些由广播喇叭播放的军号录音唱片来说，我依然怀念并且更为喜欢过去那种由号兵手握铜管、直接吹奏出的军号声，就像今天的人们不会喜欢舞台上的假唱一样，总觉得唱片中的演奏失真，缺少了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遗憾的是，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及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如今军营的号声，大多出自由制式音响或高音喇叭播放的录音唱片，原来由司号员吹奏的原生态号声以及号兵们在军人行列里的矫健身影，都已不复存在了。一度时期再去军营时，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失落感。这次恢复和完善我军司号制度，明确规范了军号使用的时机场合，并明确了司号员吹奏与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司号形式。我相信，作为激发斗志、催人奋进的英雄旋律，军号声将永远回荡在军人的生活中，流淌在军人的血液中。因为这是一种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的精神象征，更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奏鸣。

延伸阅读

人民军队司号制度的历史发展

　 司号是世界各国军队进行通信联络、实施正规化管理、鼓舞军心斗志的传统手段。红色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聚集了人民

军队诸多宝贵精神财富。

　　我军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成立后，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设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发出《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四类共300余种。1933年3月，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革命战争年代，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形成了完善的军队司号制度。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我志愿军团以下部队广泛使用军号，对“联合国军”的心理震慑、士气打击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年6月，原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根据部队在多年使用号谱中的意见建议，重新编印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该版号谱分勤务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谱、仪式号谱共四类109种，还附录了两类共8个练习曲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部分军营甚至不再使用军号。

　　这次恢复和完善工作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拟将原有的名目类、勤务类、战斗类、仪式类四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种号谱，采用司号员吹奏和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刘济美 陈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