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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讲坛】 东方文化三题

作者:季羡林 来源:《新湘评论》 发布日期:2018年12月03日 11时15分26秒 编辑:redcloud

 

  

季羡林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本期“岳麓讲坛”,我们为大家编发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东方文化三题》一文,请读者关注。

 

题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我是研究语言的,但对文化也有些想法,可谓“野狐谈禅”,真正的专家讲东方文化与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专家。但“野狐”有“野狐”的好处,脑子里没有框框,辩证地说,两者各有利弊。这里,我想讨论三个问题,一、文化与文明;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三、东方文化。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两词,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查英文词典,会得不到答案,因为“culture”和“civilization”均既指文明又指文化。尽管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两个范畴有相交的地方。具体而言,首先从字源上说,“culture”有“培养”的意思,指“栽种”,而civilization是从civil来的,字源不一样,有差别。其次,从对立面讲,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愚昧主要指智慧的低下,而野蛮则主要指言行粗俗,因而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定义非常难下,现存的对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不下五六百个,谁也不能说服谁。因而我们求其理解,不求定义,明白文化与文明有统一也有区别。国外对它们的理解也有区别,英国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年)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七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文化归为23种文明,而在中国,应该是用文化而非文明。咱们现在天天讲弘扬中国文化,我觉得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可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文化(明)是如何产生的?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之分。一元论是指由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创造,而多元论则认为文化是由多个地方,多个民族创造。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一元论是不确切的。希特勒是主张一元论的,他认为世界上创造文明的只有日耳曼民族,主要指欧洲北方的白人。他认为,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是产生文明的,而其他民族或是受益于或破坏这个文化,因而闹了很多政治笑话。我认为,多元论优于一元论。关于人类起源,至今还争论不休,但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看,应该不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世界上民族很多,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每个民族对文化都有贡献,只是贡献不一而已。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天下,西方人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汤因比把世界文化分成2326种文明(化),就没有细分下去。我想,自从人类以来,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的选择文化及欧美文化。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文化均属于中国文化圈,从希伯来直到现在的穆斯林文化为伊斯兰的选择文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这三者可总称为东方文化;而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可称为西方文化,其间并无其他第三种文化。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内国家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日本等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其文化基础根源于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中,有1750个汉字。日本发展到今天,是中、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就恐怕不是这样。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本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词非源于中国,而是语言上的偶合。认为去掉其文字中的中国字就是爱国主义,其实,研究历史,首先要实事求是,否认事实绝不是爱国主义。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前人在这方面就已有所体现:吴文俊在《九章算经》序中写道:“欧州(洲)的数字与中国不同,它从公理体系开始,而中国数字从实用出发。”充分表明了分别以分析和综合作为两种思维方式。另外,庄子曾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西方则将物质细分,从原子分到电子再到介子,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综合出技术;西方文化注重分析,分析出理论。《丝绸之路》的作者,伊朗籍法国人,在书中曾写道:在穆斯林初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初),在阿拉伯和伊朗(波斯),有个说法:“世界民族很多,希腊人只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他民族则为瞎子。”意思是说,希腊只出理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大思想家;而中国出技术,如四大发明。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其实发展地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诸子百家,但希腊没有技术却是事实。综合和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主流,虽说没有第三种,但也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综合和分析。

但是现在,领导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诚然,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世界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可否认。但他们歧视东方的想法是没有远见的。他们目前已经暴露出许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出洞。这些危险的问题联合起来,不堪设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同人生道路一样),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风顺。因而,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亟须东方文化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危机重重。西方的邪教宣传“世界末日裁判”,这些都是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人类进步就如同人跑400接力赛,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在二三百年以前,中国的地位不是今天这样,是“两只眼”,而希腊只是“一只眼”。因而,我们应该回头看看100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西方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张。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题二: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基础

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对人一生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题是:(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三)人自身内部情感冲突与平衡。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人不为人之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一旦人成为人,人就成为大自然的对立面。人一生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有两种办法:一是强取豪夺;二是朋友相赠。用第一种办法是征服(conquer),目前西方的结果就是征服来的。大自然有规律地运转着,而恰当地掌握规律则很难。如果征服过度,大自然一定会给予惩罚。所谓“天灾人祸”,很大部分是人祸。如云南滇池的围湖造田,西双版纳的森林砍伐,这些都是洪水泛滥的直接人为原因。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合理的,相互了解,中国古话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的道家、儒家均有此论。宋朝的张载言:“民我同胞,物吾与也。”简称“民胞物与”,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可惜的是中国有此思想无此言行。如1958年的“浮夸风”,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怕你不解放思想”,因而经济遭受莫大损失。到21世纪,只有采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解决问题。我最近出了《天人合一新解》及《天人合一续本》,提出的建议是否非常公论,有待于21世纪实践证明。因为现在看21世纪,就好比两个近视眼看匾。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近视眼,决定第二天到庙里看挂匾一决高低。其中一人先向他人打听到匾文,所以第二天两人并排向前走时,他没走几步就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光明正大’!”旁边不知情者惊问:“你看到何物?匾尚未挂出呀!”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认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备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这八个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国百家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人的内部情感 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性善、性恶。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实源于印度)。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为两派,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表示怀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否为别人着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当然一心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之人,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谓善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可能有的,因而,处理人的内心感情就是压制生物的本能,压制得越多越好。

 

题三: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在这里,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物质真是无限可分吗?赞成这个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相信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西方的分析方法、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就能永远存在下去,越分析越琐细,西方文化的光芒也就越辉煌,以至无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条人类历史发展启示的规律,就要被扬弃。

反对这种物质无限性观点的人,只占极少数。金吾伦同志的新著《物质可分性新论》,可以作为代表。我自己是赞成这个看法的。最近金吾伦同志给了我一封信,我现在就借用信中的一段话,这样的意见我自己写不出来:

我认为,“物质无限可分论”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都缺乏根据。在哲学上不能用归纳法支持一个关于无限的命题,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是深刻的。

在科学上:(1)夸克禁闭,即使夸克再可分,也不能证明物质粒子无限可分;(2)宇宙学研究表明宇宙有起源,我们无法追溯到起源以前的东西;(3)量子分学新进展否定了层层往下追索的隐变量理论。无限可分论玩的是一种“套层玩偶”。

分析方法曾对科学和哲学的繁荣做过极大的贡献,但决不能无限夸大,而且正日益显示它的局限。当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新进展表明,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无限分割的方法与整体论是相悖的。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

金吾伦同志这一段话,言简意赅,用不着我再加以解释了。

在这里,我联想到一种目前已开始显露光芒、方兴未艾的新学说:混沌学。一位美国学者格莱克写了一本书《混沌:开创新科学》,此书已有汉文译本。周文斌同志在《光明日报》1990118写了一篇书评,介绍这本书。我现在也仿前例,借用周文中的一段话:

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扭转了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即只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夸克、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它把相距甚远的各方面的科学家带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种分工过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亦使整个数理科学开始改变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改变了天文学家看待太阳系的方式,而且开始改变企业保险决策的方式,改变政治家分析紧张局势导致武装冲突的方式。难怪有的学者竟然这样断言,20世纪的科学只有三件事将被记住: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他们认为,混沌学是本世纪物理科学的第三次大革命。

这些话也是言简意赅的,我自己写不出来。

以上两例都应当引起我们深刻认真地反思: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西方文化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

我对哲学几乎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最近几年来就感觉到,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是相信辩证法。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连中医在这方面也胜过西医,西医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更合乎辩证法。我还认为,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模糊数学,也表现了相同的精神。

因此,我现在的想法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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