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三次重要对谈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的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甲申对”：毛泽东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窑洞对”：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

　　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赶考对”：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三次“重要对谈”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以及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无论是与郭沫若的“甲申对”还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为之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