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回湖南侧记（5）

“紧握手中枪杆，苦练杀敌本领”

1958年4月12日傍晚，毛泽东在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周小舟的陪同下，来到住处不远的省委机关警卫部队----湖南省军区独立营一连视察。

这天，天气晴朗，又逢周末，晚饭后连队官兵有的在搞文体活动，有的在菜地浇水施肥，有的在互相交谈。当身着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出现在营区时，整个营区欢腾起来了。毛泽东带着浓厚的乡音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战士们响亮地回答：“我们是湖南省军区独立营一连。”

毛泽东环视营区后，来到了三班宿舍。他和班长杨贤益握手后，关切地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哪年参军的？家里几口人？给家里写信没有？

指战员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嘱咐大家：“你们要经常给家里写信，告诉你们的进步情况，让父母放心。”

他转身问旁边的上尉军官韩秀生：“你是做什么工作？”

韩秀生立正回答：“我是一连指导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你是一连政治委员呀！”

毛泽东察看了战士营房和生活设施，检查了武器保养情况，并在九班宿舍的枪架前，顺手拿起一支冲锋枪，问这枪是哪里造的？战士们回答是祖国造的！毛泽东把枪轻轻地放回枪架上，勉励战士们说：

“要爱护好武器。紧握手中枪杆，苦练杀敌本领。”

毛泽东还参观了连队举办的反浪费展览室和荣誉室，称赞一连指战员出色地完成了警备任务。看到炊事班养猪场养了不少大肥猪，毛泽东很高兴，特意交待连队干部说：有条件的连队一定要养好猪，改善战士生活。

临走时，看到连队干部对省里陪同的领导嘀嘀咕咕，毛泽东一猜即中，招呼指战员们说：来来来，我们拍个照！

“我们就是吃了不从实际出发的亏”

1959年3月19日，毛泽东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乘专列到长沙。此前，3月9日，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的批示，指示湖南省委：“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

3月19日，毛泽东到湖南时，省委正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讨论研究农村工作，重点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确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一级，但要把太大规模的大队适当划小。毛泽东虽然认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要求“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候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他个人倾向于放在生产队一级，但是本着继续调查研究的目的，他没有明确作出指示，而是同意湖南按照自己的情况和计划办。

毛泽东先后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书记周惠、李瑞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邵阳地委书记谢新颖等省、地委负责人谈话，分析阐述他对当前纠正“左”倾的一些认识与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吸取教训，统一思想。毛泽东根据他过来一段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读书、思考、探索取得的认识成果，对湖南省的党政领导干部进一步阐述说：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商品经济的客观基础，只要有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只要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就存在商品经济。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我们需要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由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到产品生产）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现在我国生产力还处在商品生产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剥夺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产品所有权、按劳分配权。否定商品，否定商品生产，就是否定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这些是出现“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的理论根源。陈伯达在这方面犯有理论错误。而划不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是产生“共产风”的认识根源。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大原则。凡是搞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地方，都要坚决地退赔。旧账还是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还总结反思了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他认为：人民公社刚刚出现，我们就宣传它“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这就夸大了，讲早了。公社内各大队、生产队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强迫拉平，怎么行呢？应该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公社不能去共大队、生产队的产，否则就会刮共产风。将来的发展只能是队共社的产，就要发展生产力，壮大集体经济。公社集体经济壮大，才能逐步减少队与队的贫富差别，社员与社员的贫富差别。

毛泽东讲到这里，岔开一句，询问湖南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情况。周小舟汇报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意见分歧，争论很大。有主张基本核算单位是大队，也有主张是小队。省委同志认为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规模太大的可以适当划小，划到每个大队400户左右，这样可不可行？

毛泽东主张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不要千篇一律，要从实际出发。他回顾历史并总结经验说道：我们就是吃了不从实际出发的亏。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去年上半年就出现了。8月份我讲了句“人民公社好。好在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这一下，就像急风暴雨，席卷大地，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来了，再加上钢铁粮食高指标，于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都来了。这样，党与农民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要缓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党的认识和政策失误中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这里首先强调了自己的责任：我提了1070万吨钢，结果9000万人上阵，大搞人海战术，造成很大浪费。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各级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

周小舟听到这儿，也检讨说：我们有责任。湖南大修水利，大炼钢铁，搞疲劳战术，白天黑夜，没有劳逸结合。

毛泽东针对这个缺点说：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生产、生活要兼顾安排。

结束讲话之前，毛泽东总结性地对大家说，当前人民公社的工作方针，是不是可以按这十四句话去做：“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毛泽东最后分别询问了在座的省、地、市委书记的文化程度和理论学习情况，建议他们加强学习：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学习的方法，是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实际，只有读好这些书，才能使我们头脑清醒，才有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当时聆听了毛泽东教诲的湖南干部，对这一段叮嘱印象特别深刻，引以为座右铭终身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