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十件大事】 思想解放的先声: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从“文革”到“改革”,这种传奇式的剧变,对于国家民族不只是否极泰来,简直是起死回生。“拨乱反正”是这次历史大转折的显著标志,“解放思想”是“拨乱反正”的原动力,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解放思想”的前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是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
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在今天看来妇孺皆知的问题,在当时却是那么错综复杂、那么艰难甚至惊心动魄,以至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与世界上一个大党一个大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
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实质上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混为一谈并予以承袭。
邓小平同志认为“两个凡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并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1977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讨论会,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发言,阐述“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激烈争论。会上,胡福明认识了《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对胡福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省委党校的讨论会后,胡福明准备写文章,但他没有围绕“唯生产力论”去写文章,转而要写文章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福明后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
二
1977年春,“文革”期间停办的中共中央党校复校。
胡耀邦任第二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1977年6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旨在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77年9月初,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脱稿,并将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王强华。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开始有教师批评过去多少年来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胡福明将文章作了修改后寄回。
2、3月间,胡福明再次按照编辑部的思路修改了文稿。
3月,中央党校组织全校800多名学员,就一些历史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和讨论。胡耀邦当时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看实践,看实际。讨论中,大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则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争论激烈。
可见,当时对真理标准的探求是全党全社会普遍的要求。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等针对学员讨论的这些观点,决定以胡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撰写文章,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安排孙长江执笔。文章标题最初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月,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修业期满,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4月初,《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将拟在
杨西光看到文章的大样后,对责任编辑王强华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哲学》专刊上发,引不起注意,可惜了,把它撤下来,放在一版发表。文章要进一步修改,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吴江看了文稿,对孙长江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写成一篇。”
胡福明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孙长江恰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二人有师生之谊。
当胡福明的文稿转到中央党校时,胡福明恰好在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据胡福明回忆,他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表示同意。
孙长江修改的文章于
杨西光和吴江商定,为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方案得到了胡耀邦的批准。
胡耀邦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次是在1978年4月底或5月初,在文稿上改了一个字和一个标点,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修改后的文章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结尾提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天,即
新华社在当天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
三
一石激起千重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公开发表,犹如一石击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从此开始在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当时,有人提出了严厉指责,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有人甚至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
但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胡耀邦布置《理论动态》撰写题目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的文章,由王聚武执笔。经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发表于
为了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在吉林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然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却保持缄默,采取了“不卷入”原则。
谭震林打破了《红旗》杂志的缄默。
《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并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红旗》杂志陷入尴尬两难境地,于是把谭震林的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阅后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红旗》杂志刊登了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并因此而“卷入”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理论则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升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就是这样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要始终坚持。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最根本的思想政治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李长春同志最近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解放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必须始终牢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开拓新局面的根本思想武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检验真理;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树立世界眼光,以宽广的眼界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畅所欲言,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融交流中谋共识;必须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3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改革开放30年艰难而壮阔的历程,我们更加坚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 新湘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