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

　　全国最著名的十多所新闻院校的代表，每年齐聚一堂，干一件促进我国新闻教育繁荣的大事，就是评出当年十名左右在校的好学生、好教师，还有校外的一两名新闻教育的好朋友。从只有十几人获奖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严格的奖项。

　　我有幸获本年度的“新闻教育良友奖”，也向同时获奖的其他老师、同学祝贺。作为朋友，一个新加冕的“良友”，我有一句忠告，这就是：同学们既然选择了新闻这一行，就要准备牺牲，只谈责任，不计名利。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2月18日，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表彰了全国改革有功人物100名。各行各业都有，从经济学家到歌唱演员。有人发现，这100个人里没有一个新闻界的人物。但是我们知道，这100个人的成名，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新闻人的汗水，没有经过我们新闻界的报道、宣传、推广呢?信息社会，传媒时代，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烟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

　　我举一个最大却又最小的例子。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敲开改革开放之门的第一件大事。芝麻开门吧，这颗芝麻是谁?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改革开放40年，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争论了40年。但人们恰恰忘了一个关键人物，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先生。在全国多少张报纸的老总中，他只是沧海一粟，就是一粒芝麻。但是，如果没有他当时抓住机遇，借其位，用其力，借用手中一张大报的优势，冒着各种政治风险，推出这篇文章，这个历史的细节还不知道会怎么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们当时在基层当记者，亲见农民是怎样把光明日报挂在扁担上去赶集的，借报来护身、撑腰啊。但杨西光先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瘦弱的老头儿。我们到他办公室里去，印象总是伏案弯腰，埋在报纸大样里，脸色刷白，不停地抽烟，不断地咳嗽。他在思考。难受时会把报社的医生叫上来。那正是决战时刻，黎明的前夜。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个老人早已没入了时代的年轮，几乎没有人还记得他。当时还有力主为张志新、遇罗克平反的马沛文副总编。他晚年也住在人民日报这个院子里。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幸来到这个院子，站在这座新媒体大楼上，举目一望，曾经生活在这座院子里的著名新闻人有：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记录了开国大典的李庄先生，上面提到的马沛文先生，还有因在经济日报主持改革成绩卓著而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我比范先生稍晚几年调入，那时正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岗位上为恢复报纸的四个属性，特别是商品属性，而苦苦争取。如果再往前追溯人民日报的历史人物，还有范长江先生、邓拓先生。现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里还有一张邓拓用过的办公桌，这是他唯一的遗物了，我看这可以算是国家级至少是报社级的文物。以上所有这些新闻人都曾在报社日复一日默默地上夜班。他们是真正的新闻良友。如果一个新闻人也不甘寂寞，自作多情，反而成监守自盗了，有违新闻人的道德。范敬宜先生是因为退休后到清华教书，才有了现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我也因为退休后在人民大学带新闻博士生，今天才沾了这个“新闻良友”奖的光。

　　关于新闻人与名利的关系，我曾有一个比喻。采访对象是太阳，记者是月亮，你本身不会发光。要发光吗?先要捧起一个太阳。40年来，我们捧起了100个太阳，国家进步，与国同欢，别无他求。在外人眼里，记者常是一个让人眼热、羡慕的职业。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档案，就很羡慕新闻系的在校生。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邓拓有诗：“文章满纸书生累。”李庄先生说过，他在位时写的检查比稿子还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

　　人的工作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为自己的衣食；一类是先服务别人或社会，如医生、教师，还有甘洒热血的革命者。记者属于第二类。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祝同学们不忘前贤，不负此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根据作者在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