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回湖南侧记（9）

　　“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注意搞调查研究”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关于组织三个组下去调查研究的信，部署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写完信，又加了一笔，强调：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毛泽东又及。

　　至要至要!!!打了3个惊叹号，说明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工作和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视和紧迫感。

　　1961年2月间，毛泽东在长沙和杭州等地的调查中，发现群众反映“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便认为需要搞一个比“十二条”更具体、完善的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2月11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2月12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毛泽东阅读了一些典型调研材料，再次强调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注意搞调查研究工作。2月下旬到3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了一连串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开展调查工作，当面听取各调查组和各省市的情况汇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主题是大兴实事求是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之年。

　　3月31日，毛泽东从广州赶到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他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地想知道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真实意见。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

　　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了。第二天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毛泽东还指示胡乔木率领的调查组延长工作到5月。主要了解“六十条”贯彻情况和参加试点工作。

　　4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指导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4月9日晚，在专列上，张平化、胡乔木先后向毛泽东汇报乡村调研的第一手材料，重点是了解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农村体制问题。4月11日晚上，刘少奇到毛泽东的住处省委蓉园一号楼，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并表示准备亲自再剖析几个典型，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很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指出当前湖南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整顿。两位领导人商量决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来湖南住上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在长沙给汪东兴写了《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给湖南省委书记处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及时而深刻，给湖南省委以很大震动，他们立即传达贯彻，接受毛泽东对湖南工作的分析和批评。毛泽东的批评使湖南同志深受教育、长期受益。直到30年后，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李瑞山、万达等回忆到此事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毛泽东的批评一针见血，效果很大，他们都记忆犹新，时刻警醒自己。

　　当时，看到毛泽东的批评信之后，4月14日，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和正率中央工作组、中央调查组分别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刘少奇、谭震林、胡乔木写信，检查湖南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和毛病。信中写道：

　　主席、少奇，震林、乔木二同志：并送任重、延春、东兴同志。

　　主席四月十一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的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

　　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付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等。

　　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是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吸取同志们更多的批评和帮助，特将主席的指示和我的检讨，同时发给参加我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工作队长、县委书记、地委和市委书记、省委以及各部门领导同志阅读。

　　张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