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湖南】故乡，《山乡巨变》的生活之源

周立波在益阳桃花仑村劳动时小憩

　　在距湖南益阳市中心城区不到6公里的高新区谢林港镇，有一个叫清溪冲的村落。这里，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却走出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他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曾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其中《山乡巨变》就是在这里完成写作的。故乡，是周立波这部文学巨著创作的生活之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周立波故居是一座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的土木结构四合院，典型的江南民居。故居三面环山，茂林修竹，郁郁葱葱，门前一口小池塘，荷花点点，荷叶飘香，映衬着土墙青瓦的八字门楼。土墙边一泉双井，清亮的山泉水从井壁岩隙中渗出，常年不枯，故居对面的陈树坡，满山是黑洞洞的树林，山下一口绿莹莹的山塘。这里是周立波少儿时代经常捡柴、游泳的地方。对于自己的家乡，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是这样描写的：

　　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四周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地从塅里流过。

　　周立波父亲周起芸，字仙梯，是周氏家族少有的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益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庶务，周氏族立蜚英学校校长。周仙梯为人正直，勤劳，思想开明,在本乡有点名望。他依靠祖辈遗留下来的很少的田土与油茶山及自己教书的微薄薪金养家糊口。

　　周立波母亲刘昭珍是一个勤劳妇女。她出生在一个穷秀才家里，从小跟父亲学了一些古诗，在农村妇女中算是略通文墨之人。周立波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学过一些唐诗。

　　这样一个勤劳又有文化的家庭，给幼小的周立波以积极的影响，从小培养了他正直、勤奋、爱学习的品行。

　　1928年，20岁的周立波走出益阳，来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投身革命。1932年，他在上海参加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活动而被捕。在敌人的监牢里和法庭上，他表现英勇坚定。1934年出狱后，周立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左联，投身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他作为战地记者，走遍华北前线，最先写出了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报告文学。1938年底到1939年，周立波在湖南沅陵和广西桂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底他奉命到了延安，在鲁艺和解放日报社工作。1944年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1946年他在东北参加土改，担任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领导工作。

　　深厚的文化素养，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周立波成为一位现代文化名人的重要原因。周立波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益阳第一高等小学，湖南省立一中，上海劳动大学等名校，深得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影响与孕育。在文学创作上他受湖湘学派“文以载道”价值取向与“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创作方式的影响，注重文学的时代使命感和文学的战斗性，把深入观察作为进入创作的“门槛”。早年在延安，周立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科学研究与美的感受结合起来，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名著，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翻译了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归纳出“正确的事实、锐利的目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报告文学最要紧的要素”；他还翻译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丰富了自己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经验。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周立波的故乡益阳山川秀丽，文化悠久。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知县刘激写了资江十景诗，刻碑于周立波母校龟台山龙洲书院，详细地描述了资水沿途美丽的风光与人文典故。周立波故居前面是帆影绰约的资水支流志溪河，后面是云蒸霞蔚的雪峰山余脉会龙山。前有照，后有靠，一方山水成就了周立波这位现代文化名人。

　　难割难舍的故土情结

　　始终站到人民事业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紧贴时代，紧贴实际，紧贴群众，紧贴生活，是周立波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周立波说过，要“从个人狭窄的小巷，走向时代广漠的大野”，“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洪亮的军号”。他始终遵照毛泽东指出的文艺方向，真心实意地投身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扎根基层，用手中的笔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1955年到1965年，他回到故乡湖南益阳，在邓石桥、桃花仑、大海塘、迎风桥等乡村深入生活先后达十年之久。其中1955年至1958年，他携夫人林蓝、幼女百穗举家迁到桃花仑竹山湾，住在贫农邓益廷家。

　　在这里，周立波首先是作为一名党的农村工作者投身于农业合作化工作。1955年，他担任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经常与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陈桂香一起，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解释《合作社章程》，研究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等具体问题。工作忙的时候，他还在大海塘乡政府所在地葛彬公祠堂开了一张床铺，和乡干部住在一起。1956年，他又担任了桃花仑党委副书记，和书记陈清亮一道参加桃花仑农业社建社工作，和基层干部一道开会、打扑克，组织社员开展生产竞赛。1956年2月14日，大海塘和桃花仑两个农业社联合举行成立庆祝会。周立波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一篇记叙这次庆祝会的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参与者的由衷高兴。1961年春天，周立波回到邓石桥，当时正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粮食紧张，一些农民得了水肿病。周立波与公社干部一道对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作调查，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他特别强调三件事：一是干部要有好作风，要关心群众。二是山上多栽树，搞好绿化。三是养好猪，发动社员私人喂猪。他还对一位支部书记说，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靠自留地，要让群众种好自留地。

　　在这里，周立波与农民、与基层干部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了农民的知心人，至今还留下了他参加劳动，关心群众，为邻居分忧解难，与农民打成一片的许多佳话和故事。周立波多次捐献稿费，为邓石桥、桃花仑、大海塘建果园、畜牧场，开办农民俱乐部。清溪村的陈树坡约50亩，1954年周立波回故乡，看到山上光秃秃的，便拿出稿费种了桃树。1958年初，周立波第二次来到这里，再次捐款，又种下梨树。1962年，周立波第三次来到这里，见山上种的果树在“大跃进”中被毁，陈树坡杂草丛生。周立波又捐献3000元稿费，买了梨树苗，请了农技师作指导，发动乡亲把树栽上了。后来周立波回北京还寄了800元给村里，作为果园维护费。以后多年，梨树长得很好，结了许多梨子，成为集体的一笔收入。周立波还多次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农民。清溪村有两位无依无靠的老年寡妇，1962年周立波出钱为老人各买了一头小猪，以生产队公有私养的形式，让老人从中挣点工分。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周立波按月各寄五元钱给老人作生活补贴。

　　在这里，周立波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他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新活泼而富有山乡特色的语言，塑造了性格鲜明的新老农民形象，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山光水色；以浓郁而耀眼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开拓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在新中国文学百花园中大放异彩，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他创作的不少富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对乡土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对茶子花文学流派的形成，具有示范作用。周立波不是农村变化的旁观者，也不是农民贫困的同情者，更不是农村落后的审视者，而是一位改变旧面貌，建设新农村的参与者。他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血缘之情。他深深地了解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心地善良的美德，也了解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困难。他对新中国新农村出现的崭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貌，对亿万翻身农民改变旧面貌、创造新生活的激情，有着由衷的高兴和赞美。他的作品主题是赞美新农村新生活新人物。在他笔下展现的是焕发青春的乡土，表现的是崭新的风采，鲜活的新人。

　　农民群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周立波说过，我是看破红尘了的，名呀，利呀，有什么意思，我不想当官，只想为人民写点东西，做他们的代言人。他在故乡深入生活的十年，自觉下沉到农民之中，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与农民真诚交朋友，从而成为农民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故乡生活小说的作品，其本质性意义就在于以自觉的群众代言人意识，反映人民心声，讴歌新的时代。

　　坚持扎根基层，珍视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做群众的知心人，真实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和反映农民历史命运。周立波有一句名言：“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在故乡益阳农村深入生活十来年，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成为农民的知心人，与群众做到了知心，交心，从群众生活中汲取了激情与素材，获得了创作源泉，也取得了“代言者”资格。由于周立波与农民心相通，情相连，以忠实的“代言者”意识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站在基层农民群众立场上观察生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农民心理活动与广阔的农村生活,真切地描述最底层的农民日常生活细节、乡村风俗民情与自然景观。对农民的发家愿望、恋土情结、爱情婚姻，周立波以一种深深的人文关怀，从中发掘故乡纯净的人情、描画其理想的人性。这是《山乡巨变》等故乡生活小说的闪光之处。

　　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是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周立波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要从实际生活出发，生活实际有什么写什么，不要凭幻想，不要理想化，不要简单化，不要制造矛盾，不要去找一些偶然性的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使周立波对本土化农民形象的发现与塑造以及乡土情怀、乡恋情结的真情抒发，呈现一种本真性与原生态。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了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主要审美品格。各式各样的本土化农民形象的塑造，充分体现周立波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周立波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有模特儿的。他故乡生活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也大都能在邓石桥、桃花仑、大海塘一带找到模特儿。例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的模特，就是他深入生活时的邻居邓益廷。周立波说：“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鲜明的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山乡巨变》中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常青农业社社长刘雨生的模特儿，人所共知，就是桃花仑村的老支书曾五喜。周立波写的新闻通讯《曾五喜》中写的许多许多新闻事实，在小说中变为了刘雨生这一人物的生活细节。《山乡巨变》第十八章《涨水》，描写刘雨生不顾生命危险跳进水渠堵洞，就取材于曾五喜的事迹。

　　方言俗语的娴熟运用，是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要和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学习群众的语言。周立波深深懂得，语言的突破是获得“代言者”资格的重要一环。周立波自如地运用以方言为基础的农民语言，使故乡生活小说充满洞庭农村的诗情画意，为群众喜爱。他说过，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倾听一切人的说话，从他们口里，学习和记取生动活泼的语言。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抛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周立波摸索了一套使用方言土语的经验。正如评论家董之林所言：“周立波历经千辛万苦，在底层实践中反复积累揣摩，终于通过掌握人物语言，把自己的代言者形象隐蔽起来,为克服几乎是左翼革命文学与生俱来的痼疾和顽症----公式化、概念化，实现了非常成功的探索”。今天来读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不仅有对小说中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的审美欣赏，而且能引发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今天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思考。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更是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生活，联系群众，表现群众，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做群众代言人，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创作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