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新中国大典（一）：构筑共和国大厦

　　前面的话：60年前，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纪念新中国60华诞，我们循着新中国大典、新湖南画卷、新时期辉煌的脉络，从第1期起，为你开启新中国前后、湖南和平解放、改革开放新时期那精彩而动人的红色记忆

　　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盛大的开国大典。自此，具有数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东方古国，翻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

　　五大书记“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第二天，中央五大书记率中央机关经保定、徐水、定兴、新城到达河北涿县。当晚，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到涿县，汇报迎接党中央进北平的具体安排。

　　3月25日早晨，毛泽东从涿县乘火车进入北平。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会见民主人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首先来到民主人士的队列之中。这里有160多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人士。和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也在其中。

　　受阅部队由第四野战军的3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组成。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任阅兵总指挥。随着一发白色照明弹腾空而起，阅兵正式开始。毛泽东登上了第一辆吉普车，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依次登上了汽车。

　　受阅部队容装整齐，精神百倍。一面面战旗迎风飘扬，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重炮、摩托化步兵显示出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当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时，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团在塔山保卫战中的英雄事迹，毛泽东举起手向这些英勇的战士深深敬礼。军乐队奏起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的乐曲，表达了广大战士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阅兵完毕后，中央首长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香山居住。路上，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现在起就可以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进驻北平。

　　当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开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会议最后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举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具体负责新政协召开的各项筹备工作。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常委会向会议报告三个月来的筹备工作，接着，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会议确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622人。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毛泽东亲自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通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它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周恩来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是许德珩，秘书为宦乡，组员有陈邵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等23人。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会议，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于8月份正式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从9月开始，毛泽东直接参加对草案的修改工作。9月3日至13日，他至少对草案进行了四次精心修改，改动的地方达200多处。

　　此后，对《共同纲领》又先后进行了七次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筹备会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同志畅所欲言，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互相商讨，集思广益。比如，在讨论中有代表提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把这个目标在纲领中明确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奋斗目标。但有的代表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当时提社会主义问题还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不写社会主义目标为好。

　　最后，两种意见都反映到中共中央最高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表示支持不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目标。当时，中共中央不赞成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共同纲领》，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如果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目标，就很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际步骤与将来的理想。同时，《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写进国家的大法，必须经过一个解释、宣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全国人民通过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惟一最好的前途才会承认它，并愿意为之奋斗。所以，后来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分序言、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计60条，7000多字。《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家大法，是新中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的施政原则和建设蓝图，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定都北京

　　建都北京(当时叫北平)是毛泽东综合历史和现实，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程序而确定下来的。

　　北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并为北平悠远久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折服。早年他在北平生活时，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北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

　　定都北平最重要的动因还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曾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正式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他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选择。

　　1949年初，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特地问王稼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比较好。王稼祥作了片刻思考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谈理由。王稼祥说：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北平是最适合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

　　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那时，按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事实上，在定都的问题上，我党也曾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地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