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讲坛】怎样才能实事求是（一）
————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岳麓讲坛”从本期起，连载本刊顾问梁衡同志的《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一、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改革开放已30年，马上又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这60年来，不，可以说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事求是。人们感叹，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难。

　　实事求是，说易也易，说难也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客观事物摆在那里，你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实去说、去做、去办事，应该不难。

　　说它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客观方面的。“求是”是探求客观规律，而规律常为现象所掩盖。人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失败、总结，才能得出那么一点真知。这在自然科学最为明显。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阳光、空气、水。直到1665年，牛顿才发现光是七色的，解释了彩虹现象。直到1777年，才由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发现空气中的氧气，可以助燃，可以活命，氧和氢可以组成水。而这之前100多年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有“燃素”，与空气无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你得慢慢地摸索。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无不如此。

　　另一方面是来自主观的，人为因素。人不论是进行科学实验还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都要相互合作。这时候我们发现与人合作原来比与一块石头、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难得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一个“主观”的自我。你要说服他实在难。于是就争论，就吵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自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光是我们，古今中外都这样。争吵，在家里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个党，一个国家，就是路线、方针之争，一错就是几十年，船大难掉头，改正又是几十年，你说难不难。在红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要听上海王明党中央的，上海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李德，十万红军都要听他瞎指挥。根据地丢失，死伤无数。彭德怀气得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用这么惨重的教训，才换来一个遵义会议，一条正确路线。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犯错，果然后来我们又连连失误。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后一次又一次地总结教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实事求是。相对来讲，来自客观方面的影响比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要少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比革命、建设、治国、处世更易接近实事求是。

　　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其实“难”是正常的，不难反倒不正常了。就像我们读书难、科研难、打仗难、建设难，世上的事，总是逆水行舟，不顺利的多，顺利的少，不如意者常八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发现与进步的乐趣。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如此复杂、丰富的永恒的思维话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认识规律。恩格斯把认识世界的学部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当然也管着我们“人”。虽然我们也曾天真地像楚霸王那样，想抓住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但是当我们走过了30年、60年的时候，回头一看，还是无法离开实事求是，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知道了，不可能绕开它，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实践它。

　　二、实事求是的十种阻力

　　“实事求是”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大概有十个方面：知识、经验、习惯、书本、实践、自满、情感、权威、利益和行政。这十个可以分成两组，前五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后五个是人为的影响。可以说是五分天灾，五分人祸。

　　1.知识阻力----无知无畏更可怕

　　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之一是无知，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缺乏相关的知识。这种人办起事来牛头不对马嘴，离题太远，又浅又浮。有时却表现得很执著，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孜孜以求，蠢得可爱，倔得可气。情况不明胆子大，是非不清点子多。他连事情的最基本情况都不管不顾，哪能谈得上去求什么内在规律。

　　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的，后人总是在接过前人的知识后，再根据新的实践(实事)探求更新的规律(求是)，好比上了二层楼再上第三层。如果没有已往的知识作基础，就像空中硬要起楼阁，无苗硬要收庄稼。许多时候的不实事求是，都是无知造成的。科学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永动机派”，他们想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不增加能源永远不停地转下去。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一派人真是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虽然没有一例成功，但还是一茬又一茬，顽固地坚持下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民党败将黄维，他在监狱里服刑改造，还提出要造永动机，毛泽东说给他材料、钱，让他试，结果当然造不出来。因为这违背一条物理学基本原理：能量守衡。这条规律是1847年29岁的英国科学家焦耳发现的。能量可以互相转换，但不能凭空产生，只要机器转，就得不断补充能源。不可能有什么一次能源的“永动”。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岛上去求长生不老药，这种蠢事以后又有不少帝王干过，只因两个字：“无知”。他们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基本知识。我当记者时采访过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钻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他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参与决策呢?

　　无知是实事求是的第一道屏障。一个人没有对这个事物的基本了解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用说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如缘木不能求鱼，男人不能生孩子一样天经地义。无知是空白，是断层，是真空，是横在我们前进途中的沟壑，必得先有知识之桥搭接对岸，才能有下步的探求。但遗憾的是我们常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硬是在按自己的理解去办事，去碰壁，使一些与之合作的人也常感到“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求不出个结果。

　　2.经验阻力----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凡有一定年龄，一点经历的人，处事都有了自己的经验。这经验有时对探索新事新理有帮助，有时却是一种阻力。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会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中国古代有许多智慧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指这种人。

　　在漫长的科学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大胆创新、谨慎实验的著名范例。但是也常会栽倒在自己的经验面前。1781年英国人发现天王星，不久发现它的轨道有些反常，人们怀疑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未知星球在起作用。果然经过计算、观察，1846年9月发现了海王星。海王星也不安分，照前面的经验来推论，还会有一颗未知星，果然后来又发现了冥王星。应该说再二、再三，这个经验是有效的。1854年，人们发现水星的轨道也有点反常，就又设想，水星附近还会另有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但这一次经验误导了科学家。人们连续找了61年，不见任何结果。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才有了新的科学解释。有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全球石油大会的主题是：我们曾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现过石油，也曾在新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但从没有在老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就是说一定要跳出经验。

　　经验可以帮助实事求是，但只靠经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真正的发现规律，只有靠新的实践。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适用了。1958年的失败，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经验的失败、是革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

　　事实上我们犯的许多错误都与沿用过去的经验有关。对于过分相信自己经验的人，需要大喝一声，经验的一半是失误。因为这里面只含有被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部分，还有一半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经验可以是通向实事求是的大门，但这门上有一道高门槛，要跳一下才能过去。一个有经验的人和一个无经验的人同时面对一件事，前者可能会自恃经验不再调研，结果失败。后者倒可能因无经验参考而十分小心，尽力操办，反而办成了。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随时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有经验本来是好事，但也可以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

　　3.习惯阻力----划地为牢

　　这里说的习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习惯。列宁讲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生物学家巴斯德说：“精神错乱莫过于按自己的愿望去相信某样东西。”人们认识事物有时不能实事求是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没有实践，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求新知，去实践。跟着习惯走，自古如此，岂不知习惯有时恰恰是错的。习惯和我们前面讲的经验还不一样。经验是知识，是有限的模型；习惯是思维方法，是力量无穷的武器。用错了危害更大。习惯思维就是保守，是妨碍创新的一大障碍。

　　一重一轻两件物体从空中落下，哪个下落得快些?人们习惯认为重的快。但伽利略不相信，他在1590年(时年26岁)做了著名的斜塔实验，证明了从上抛下的轻重铁球同时落地。并从此有了“加速度”这个概念，推动了物理学大进一步。

　　在社会变革中，经常有许多束缚人的东西，它明明是错的，是应该改掉的，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改，甚至要改变它倒成了大逆不道。比如旧社会中国妇女缠足，明明摧残身体，但这个习惯保持几百年。改革开放之初，又有许多旧习惯在阻碍进步。比如人们没有法律意识，即使有理也不愿上法庭，认为丢人；比如羞于经商，认为是投机赚钱；还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种自留地、把私营企业、把集市贸易、把商品交换、把市场经济，甚至农民多养几只鸡，种一点菜，工人下班后在外干一点私活，都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把商品流通说成投机倒把。把对上面的，甚至报上的不同意见就打成反党、反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很难理解)。而且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已成了是非标准。这种习惯常常可以统治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甚至全国人多少年，而很难改变。习惯把人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思维空间，使你看不到新的外部世界，当然也就难实事求是，发现客观规律。

　　习惯这个东西是不问对错的，而只问有无陈例。中国封建政治多少年一直是把法先王之法当成处事惯例，这样最省事。一种概念形成之后对少数人来说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对大多数人是在习惯的“惯性”中运行，轻易不会跳出这个惯性空间去思考、去探求。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苹果落地”这个习惯思维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引力；爱因斯坦所以伟大，是他从经典力学的习惯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广义相对论；邓小平同志所以伟大，是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跳了出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事物认识的飞跃，有时就表现为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突破。正如物理学上打破惯性状态要一个外力，在认识上打破惯性思维，也要有一个外力，这个外力常常表现为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或一场新的行动，直至革命行动。

　　4.书本阻力----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本阻力其实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化的知识和理论形成的阻力。陈云同志在晚年有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会总结成知识和理论，并写成书，留给后人。我们遇事常常会自然地想到，书本上是这样说的。对实事求是来说，无知是阻力，但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也会成为阻力。正像人们学游泳，一点不会当然难学，但如果会的是一种错误的姿势则又更难学。因为你先得纠正现有的错误，这凭空又多了一层阻力。古语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书本与现实间有误差。当它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顺风，当它不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逆风。

　　知识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由于这种认识要靠一代代人的接续才能完成，前代人只好将已有的认识付之于书。赫尔岑说，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前来接班的年轻人的遗训。由于书籍太多，人们又经过实践检验而筛选出各种经典用以统帅相关的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政治的、科学的、经济的、军事的、哲学的，几乎凡每一学科，每一领域，都各有其经，各有其典。这些经典由于其权威性，一方面对后人的参考价值极大，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迷信力、束缚力也很大。这些巨著一方面如灯塔，不知为多少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又如一堵石墙，不知使多少开拓者裹足墙下，甚至碰壁流血。不是经典不好，是读书人不好，不该把它看作万能，不该作茧自缚。恩格斯就曾告诫那些企图从自己书中寻找未来社会图画的人说：你们在我这里连半点影子也找不到。邓小平说：“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古今纸上谈兵、抚书论政而误大事的实例多得很。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其父也说不过他。后来他带兵打仗，数十万人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得力于马列书本的指导，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照搬照抄，书本在很长时间也变成实事求是的阻力。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照搬的高潮。一是王明照搬马列书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二是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的书神化僵化，大搞形而上学。这两次都使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遭受大损失。是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两次突破了书本、经典的阻力，强调调查研究，实践检验，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又一步实事求是，才有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两次大飞跃。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几十年来，我们又不知道出版了多少没有用的误人的书。

　　实事求是总是从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它可能有两个过程，一是通过实践验证书本的结论，二是推翻和补充书本上的结论，探寻未知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书本用得好，是我们前进途中跨越天堑的一座桥；用得不好，是横在面前的一堵墙。这种潜在的阻力常常可以因时因势，在特定条件下变成实事求是的具体阻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