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新中国大典（二）
——国名、国旗、国歌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确定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辞。会上，在领导的讲话和有关文献中，出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

　　后来，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也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方案。那么，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又是怎样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正式国名的呢?这里有一段故事，它凝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位代表多少郑重的商讨和审慎的思虑。

　　当时，关于新中国的国体，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反复酝酿，已确定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政协筹备会各方面代表也就国体问题达成了基本一致意见。但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名，还没有最后确定。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毛泽东用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与此相应，新政协筹备会提出议定和起草组织条例时，也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呼。

　　国名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在筹备政协会议期间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主要由董必武牵头的第四小组收集各方面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提出了不同看法。第四小组对这些意见进行了梳理，然后，把黄炎培和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志让两先生提出的不同意见，整理成书面报告，分发给新政协筹备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组长。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中华人民民主国”节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共和”二字，保留了“人民”和“民主”这两个带标志性的概念。

　　7月9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清华大学张奚若先生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两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他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即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以董必武为首的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该组织法草案，使用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时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民主二字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含义。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图案大征选

　　国旗，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旗帜。

　　所以，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新政协筹备会共成立了六个小组，其中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1949年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并提出了4点具体要求：(甲)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余时间，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世界各地飞向祖国。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近3000幅。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上述征集要求的，大约有四类：一是竖条旗面左上方镰锤、五角星或齿轮；二是镰锤交叉加五角星；三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四是旗面为红色或2/3为红色，加黄或红五角星。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最终把其中38幅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

　　上海曾联松的设计图案----五星红旗方案入选，编号为32号。

　　几天后，收有38幅图案的参考资料送到了代表们的手中。经过几次讨论，对入选的国旗图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18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商讨国旗、国歌、新中国纪年和定都等事宜，当讨论到国旗时，与会人员的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于是，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

　　毛泽东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后，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

　　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

　　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32号!”

　　大家的意见很快就趋于一致了。毛泽东一直微笑地等待着，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才慢慢地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9月27日，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出席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中，有关国旗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

　　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说明，新华社当时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诠释：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随后，《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八天刊登国歌征稿启事。到9月21日，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上，国旗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接下去讨论国歌问题时，会议一时冷场。是啊，国歌的要求高，既要体现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更何况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而在应征歌曲中没有适合这样多方面要求的歌曲。正在大家苦无良策之时，著名爱国人士、享誉海内外的画家、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专家的徐悲鸿一语惊四座。他说：我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其实，徐悲鸿的这一想法并非突来之想。他在到中南海出席座谈会之前，就与夫人廖静文交换了自己的意见：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你看怎么样?

　　廖静文不太认同徐悲鸿的提议，说：那怎么可以!歌词中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

　　徐悲鸿解释说，这没什么问题的，你知道法国国歌《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你看那气势、那歌词，和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徐悲鸿的这一建议，使出席会议代表的思维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大家立即联想到世界上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之前，往往把一首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定为代国歌。

　　徐悲鸿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曾到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赞同地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用它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建筑学家梁思成接着说，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补充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象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另外，在国际上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

　　郭沫若也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

　　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在座的专家名人几乎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我认为还是原词好。

　　会议结束时，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通过关于国旗议案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