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新湖南画卷（一）
——湖南和平解放（上）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在长沙和平起义；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这是毛泽东精心谋划、正确领导、亲自做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巨大胜利。

　　“如果搞不成，也可以争取回湖南”----毛泽东设计于重庆

　　程潜是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元老，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天水行营主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程潜和毛泽东主席曾互相拜访和晤谈。毛泽东着眼于长远的人民民主事业，曾对程潜说，你是老资格，国民党下届政府改选，你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搞成了，好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也可以争取回湖南。果然，1948年7月，程潜在南京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失败后，回到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这是为湖南和平解放埋下的重要伏笔。

　　程潜回湖南主政时，全省城乡人民正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运动。程潜没有镇压群众运动，而且办了一些得民心的事。省工委认为程潜是一位爱国将领，一贯受蒋介石和桂系排挤，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决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在省工委书记周里直接领导下，首先由小组负责人、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去做程潜及其军政人员的工作。接受任务后，余志宏以省府顾问方叔章为突破口，深入接触程潜的关系圈，一步一步地影响程潜身边的军政人员向人民靠拢。余志宏请来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程潜族弟程星龄做程潜的工作，并通过关系让思想进步的程潜长子程博洪回长沙劝说父亲下决心同国民党决裂。

　　湖南省工委为促进和平运动，还先后派人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来长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5月2日，唐生智被推举为湖南人民自救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实质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群众组织，从群众意向和舆论上对和平解放和程潜、陈明仁的正义之举予以支持。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华北当面委托湘籍民主人士章士钊向程潜转达对他走和平道路的期望。说对程潜过去一度参与内战不咎既往，只要投向人民必当受到礼遇。3月，章士钊在南京将毛泽东的期望转告给程潜。4月，北平国共谈判破裂。毛泽东、朱德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特意指出：“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即可按照“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签订地方性协定”。这也为程潜、陈明仁指明了一条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来的道路。

　　“湖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 ----家宴桃子湖联通国共双方

　　湖南省工委主要通过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和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并通过其他关系影响程潜。1948年11月19日，经过省工委安排，请方叔章出面，在岳麓山桃子湖他的家里设宴请客，应邀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大家漫谈时局，各抒己见，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日绌，人心尽丧，已难挽回败局。李达直率地说：程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他还谈到要注意对付桂系。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宴会谈话情况告诉程潜，程潜点头称是。1948年底，程潜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通过内线向毛泽东转达他早有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之意和准备起义的决心。

　　北平和平解放后，湖南各界和平的呼声更高。程潜开始赞成和谈，但后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心中惶惑；加上又没有掌握兵权，感到难于控制局势。省工委了解程潜的思想情况后，一方面，通过方叔章、程星龄和程潜的儿子程博洪去做程潜的工作，着重讲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帮助程潜消除疑虑；另一方面，同意程星龄的意见，设法让陈明仁调至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

　　陈明仁是程潜早年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又是醴陵同乡，和程潜关系较深。他过去反共，但在东北四平街和人民解放军打了硬仗后，却被借故撤职，因此对蒋介石不满。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想利用他，起用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武汉警备司令。然而他与桂系并无渊源，感到前途渺茫。省工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陈明仁是可能的。于是，由程星龄取得程潜同意后，通过与白崇禧关系较深的前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到武汉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

　　1949年2月派陈明仁率部开来长沙，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陈明仁一见程潜，就表示愿意在程潜领导下走和平道路。但他也认为自己和共产党打过仗，怕算旧账，所以还有些动摇不定。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亲自托人传话给程潜、陈明仁，帮助他们分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既往不咎的政策，从而消除了程、陈的疑虑，使其坚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1949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北平会见从湖南来的李达，听李达转达程潜的和平意愿和正在准备起义的情况后，当即调派在华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明灏，速赴武汉参加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争取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谈判。李明灏是陈明仁的恩师兼老乡，他不负重托，作为解放军5人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在陈明仁派来的亲信接应下，只身深入长沙，多次会见陈明仁谈和平问题，陈述大义，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他的殷切期望，打消其对共产党的疑虑，从而使陈明仁进一步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有意识地从湖南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取舍进退。

　　6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第四野战军电文中明确指出：“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同时，毛泽东还请章士钊急赴香港，就近协助做程潜的工作。6月，章士钊在香港会见了程潜的代表，即亲笔致函转达毛泽东的殷切之情。6月下旬，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乔冠华，正式会见了程潜派去的代表唐鸿烈和李默庵，听取情况介绍后电告中央。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乔冠华，要他们认真进行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的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将中央的决定和香港方面的联系转告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6月，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派人到长沙，通过统战关系建立电台，沟通了与程潜的联系。

　　“谋致湖南局部和平” ----程潜起义备忘录受到毛泽东嘉勉

　　1949年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书写在一幅白绫上，明确表示：为“避免战祸”，“减少人民痛苦”，“保持本省元气”，“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强调“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他请湖南省工委迅速把《备忘录》密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6月底，中共中央、毛泽东接到程潜和平起义备忘录后，指示第四野战军和中共华中局加紧对湖南的和平解放工作，同时着令解放大军迅速进军湖南、江西，加快解放湖南的进程。毛泽东于7月4日给程潜先生复电：“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并提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

　　毛泽东的复电，程潜反复看了好几遍，高兴万分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重要的信件，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从此，程潜义无反顾，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

　　7月4日，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的电报，强调“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毛泽东紧紧把握程、陈两将军爱国爱乡本质，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传话，鼓励他们将爱国主义思想变为行动，摆脱反动统治的羁绊，使他们最终作出“与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正确人生抉择。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必要的情况下做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这是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正确原则和方法。这也符合毛泽东所规定的要求：“在不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的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7月16日，程潜正式向第四野战军派去的代表刘梦夕提出，在宣布起义后，其起义部队“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这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对起义部队必须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精神不完全符合。然而，党中央和毛泽东从程潜、陈明仁的实际出发，从对迅速解放祖国大西南可能发生的影响出发，采取异乎寻常的灵活政策，破例予以同意。湖南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同意了程潜、陈明仁提出的省政权机构称为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的提议。这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军政委员会，并由程潜担任军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此，毛泽东作过精辟的说明：程潜、陈明仁起义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这样做，既“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同时也可区别于蒋介石和桂系的国民党，而且“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

　　这时，酝酿日久的湖南和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通过地下党组织、外围组织和进步团体，广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开展了“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也都积极开展了反蒋反桂、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统战工作进一步开展，不仅军政界一些高级人员拥护程潜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就连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瀛、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等，也先后要求起义，投向人民。7月下旬，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领导成立了长沙市人民临时治安指挥部和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加紧进行各项迎接解放的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