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个故事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这里，让我们一起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点滴家事中感受一脉相承的红色家风。

　　毛泽东的“亲情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当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连、李云凤到北京探亲时，遇到过三天买不到车票的事情。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离开中南海时，卫士长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战士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还是没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了车站办公室，又把毛泽东出的买票钱给了车站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终于把二人送走了。“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侄女忆周恩来：不搞特殊化，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周秉建是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在家中排行第六。年少时在周恩来身边长大，谈起伯父，她回忆满满，“我们从小就知道，到伯父家去的时候，说话、走路都要轻轻地，不能大声喧哗，为的是不影响他工作。”在周秉建的印象中，“伯父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

　　1968年，不满16岁的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伯父一直希望我们姊妹中有人直接去基层当农民或工人、做普通劳动者，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周秉建出发前一天，周恩来夫妇为她饯行，“伯父说，坚决支持我到内蒙古安家落户，要我学会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从国家人口发展的角度考虑，周恩来希望周家姊妹们晚婚，6人都做到了。周秉建26岁结婚、32岁才生孩子。周秉建在内蒙古一待就是近30年，与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并嫁给了蒙古族青年。谈及家风，周秉建说，“不仅我们这一代，周家第三代也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朱德：忠诚、厚道、勤奋、努力。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前线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科长。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非常高兴。谈话中，朱德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工作。朱德说，你到铁路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学起。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3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对爷爷的品德，他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爷爷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即便如此，他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人，家人非常善良。他说，爷爷出生在这么穷困的家庭里，上学开始就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焦裕禄的三条家风：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眼中，焦门家风是这样的——

　　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焦裕禄一有一点休息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去劳动，参加小秋收，参加拾麦穗。尽管那时候孩子小，但依然会将拾到的麦穗全部颗粒归仓。那时候生活艰难，焦裕禄会领着孩子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在吃不上肉的年代，到处都是草，就领着孩子们养了一群小兔子，既增添了生活乐趣，又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那个时候，焦裕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补丁摞补丁。焦裕禄平时对孩子要求很严，笔记本要再换的话，一定要让他看，非得正面、反面都写了，才给换一本。铅笔要一直用到捏不住了，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

　　领导干部的家属不搞特殊化。焦裕禄对妻子要求很严，不能收受任何东西，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占。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他说了一顿：“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如今，焦家的第三代1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谷文昌的清廉家风：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

　　谷文昌用严格身教让清廉家风在子女心中深深扎根。谷文昌的三女儿谷哲芬说：“父亲很少说教，也没留下什么家书、家训，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在子女眼中，谷文昌严厉，甚至“不近人情”，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小儿子想留在他身边工作，他断然拒绝；大女儿做临时工一干就是15年，在此期间，即使是符合政策、程序，他从未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女儿说过一句话，打过一声招呼……在他的心中，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党纪党规大于亲情，党员形象重于泰山。

　　“两袖清风来去”，简朴是子女们对家风的共同记忆。谷文昌大女儿谷哲慧说：“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一辈子勤俭，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他们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去世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传家宝”。

　　杨善洲：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

　　一天，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杨善洲拧紧了权力“阀门”，关闭了欲望“禁区”，在平凡与简单中，赢得了百姓的敬仰。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曾多次谢绝组织好意，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后记】斯人已去，家风犹存。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告诫党员干部：只有廉洁公正、摒弃私心，才能把党和人民的信任，变成为国家奉献、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人留下的好家风代代相传，恪守家规的后人们，不伸手，不搞特殊，诚实劳动，自食其力，个个努力做一名好公民、好党员、好干部，在当地广受称赞。艰苦朴素、清白为官、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这些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好，使之成为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