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工作面临的新情况需引起重视
————湘潭县石潭镇古云村的调查
古云村地处湘潭市城乡结合部,人口1868人,480户;面积2.5平方公里,耕地1587亩;村支两委成员3人,33名党员。该村作为我的新农村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联点村,也是这次“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的联系点。近期我几次到村里进行了调研走访,为村里通水、通路、通电做了一些事,更主要的是对当前“三农”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某些新情况新问题亟须引起重视。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增收的难度仍然较大
农民收入一般来讲就是三大块构成,一是种养业收入,二是经营收入,三是劳务收入。从种养收入看,古云村是一个以种粮和养殖为主的种养型大村。人均耕地0.85亩,每亩产量1000公斤左右,大约能带来800元左右收入。部分村民还种植了大棚反季节蔬菜。古云村家家养猪,存栏生猪近万头,每年出栏生猪2.7万头。去年,猪肉收购价在6.5元左右,每头能赚300到500元,养猪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劳务收入看,去年村里外出务工的有80多人,年工资普遍在6000-10000元之间。今年春节期间,回流过一些人,但现在滞留在家的不多了。只是流向有所变化。原来是去沿海发达地区工厂的多一些,今年由于沿海企业大量裁员、减薪,古云村人相当部分选择跟着本村在外的能人谋生活,或者一起创业,还有些在家的,主要以不定期建筑短工为主,约50-60元一天。从经营收入看,极个别村民开店、搞运输、做农产品贩运等。可以看出,受惠于国家政策、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转变,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生产生活环境逐步改善。
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以及H1N1流感、禽流感和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一是自然影响。2007年旱情,全村800亩农田受灾减产。2008年初冰冻灾害,村民林木、苗木、花卉损失2万余元。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市场影响。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逐步从虚拟向实体转移,由沿海向内地递进。古云村从沿海和大城市务工返乡的有18人,返乡大学生9人。其中党员3人。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不是很活跃。相对去年,肉、菜、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农民向市场要出路的能力不稳定。三是瘟疫影响。前两年,禽流感村里死鸡鸭5000多只。今年受H1N1甲型流感影响,虽然实际上与生猪关联度不大,却致生猪价格暴跌,目前市场收购价是每斤4.8元,而养猪成本却要5元。生猪三个多月出栏,每头要亏100元到120元,村民损失巨大。
党的惠农政策受欢迎但具体方式亟待完善
近年来,中央、省委越来越关注农村,越来越重视农村,越来越倾斜农村。支农惠农促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村改革再次扬帆起航,农村发展迎来又一个春天。
中央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非常好,农民非常欢迎,但是调研中我也发现,这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粮食补贴环节规范问题。党员宋友明自己家有3亩地,看到生产组有的外出打工去了,为避免抛荒,主动承接种了10亩地。但去年化肥、农药、种子价格上涨,他又不愿种了。有的农民打工回来,拿了补贴就走了。本来能种两季稻,很多农民只种一季稻。古云村的情况还好,个别地方出现了耕地大面积撂荒。所以“两补”资金是直接补给农户好还是直接补到种粮户好,是在种粮环节补贴还是在收粮环节补贴,有待商榷。个人认为,为鼓励多种田、多种粮、不抛荒,补贴形式应改变,选择在收粮环节补贴可能更好一些。交1000斤领1000斤的补贴,交2000斤领2000斤的补贴。这样可以防止耕地撂了荒却同样拿补贴的现象,真正起到鼓励粮农大户种粮积极性,也有利于耕地流转。当然,这有待于国家农业部门与粮食部门的跨部门利益协调。二是土地流转规范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适当流转是必要的,问题是怎么规范和引导流转的规模和形式。农村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一亩三分地”就是农民的最大保障,他在外面破产、失业,回来还有“一亩三分地”。如果一旦遇到荒年,外面务工没了,回来田又没有了,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三是农村电网支撑问题。受惠家电下乡政策,古云村一些农民购买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然而村里电网是2000年改造的,已远不能支撑用电负荷,远不能满足用电需求,线路经常出现断电甚至短路烧坏。这次办点,我协调电力部门准备为村里增设一台80千伏的变压器。但我市大部分村这一问题短期难以得到解决。因而,家电下乡要想真正取得效果,农村市场真正得到激活,还涉及电力上的配套和电网的升级改造问题。否则,家电下乡难,个别的不排除农村转城市销售,套取补贴。
村干素质结构有所改善但“双带”能力依然不强
古云村新的村支“两委”班子上任后,注重在返乡大学生、致富能人以及大学生村官中发展青年党员和女党员。去年他们发展了一名23岁返乡大学生党员,担任团支部书记,带动村里青年工作。湘潭县石潭镇近年来发展了38名35岁以下的党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农村党建工作开始呈现新气象,步入新拐点。
但也应该看到,这仅仅还是个开头,还没有形成鲶鱼效应,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带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培养新人要加快。农村发展了,党员发展未跟上,队伍青黄不接,村支部书记换代换血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古云村33名党员,大部分都是40、50、60党员。老支书盛汉蓝58岁,现任村支书记赵炳炎46岁。湘潭县756个村支部书记的平均年龄是43.9岁。所以说农村执政基础基本上是由一批党龄长、威望高、思想好的老同志支撑着。现代农业需要现代人才,如果不抓紧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热心公益、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70、80后,党的建设在农村科学发展中就会遭遇瓶颈。二是作用发挥要加强。一方面老党员不是他不愿干,而是年龄大了干不了,另一方面年轻的想发展找不到,找到了不愿干,发展了留不住。素质高的年轻人发展后出去打工了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是组织设置要对接。古云村养猪业发达,300头以上的有4户,但都是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差。这次H1N1流感冲击,生猪养殖损失很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组织协会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现实要求,农村党的组织设置要适应这一变化,优化组织设置和组织形式,加大在产业链、集贸市场、服务实体、民工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力度。比如湘潭县青竹村探索了“行业+协会+支部”的模式。
群众民主民生诉求强烈但思想观念有待转变
2001年以来,国家出台了《村民组织自治法》及系列行政法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日益健全。古云村制定了《村支“两委”议事规则》、《村规民约》、《新农村建设三年规划》,受到群众认可。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的精神需求和政治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党委政府,作为组织部门,要认真对待,积极回应。比如民主理事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维系村班子威信靠的是发物资、减工分甚至于批斗。市场经济时代,老办法行不通,硬办法不能用了,只能通过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才能树立基层组织威信、扩大影响。再如民意征询方面,近些年农村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政策落实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是改革转轨引发的阵痛,但有的也与干部作风有关。在社会转轨、体制转型时期,利益协调、利益平衡的难度加大。组织部长下基层,组工干部下基层,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开展民意调查,为基层办实事,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但目前这一活动还只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关键是要深化度、拓宽面,使之经常化、机制化。再如民生改善方面,农村医保制度不断扩大见效,农村社会保障也在不断摸索,但由于我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胸怀眼光、文化环境、思维方式都难免带有小农意识烙印。比如在医保问题上,就存在“我的便宜不能让你占”、“交去了的还得拿回来”的攀比现象,有的农民联手不法医院、医生,采取多开多报、虚开虚报的方式,套取医保资金,使医保不堪重荷。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很有必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加强对不法行为的监管。
(作者系中共湘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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