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忙人”梁启超的教子良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称得上是最忙碌的名人之一。他22岁时与康有为一起组织“公车上书”，25岁以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受到举国瞩望，主办《时务报》、湖南时务学堂等，发表大量文章，启蒙了无数的中国人，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流亡日本，回国后，继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44岁，梁启超结束政治生涯，主要从事文教和学术研究活动，所写文章涉猎广泛，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法学、宗教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为后人留下了浩繁的文字著作。

　　可是，即便梁启超是这样一位一生忙碌的名人，依然不妨碍他在家庭教育方面创造奇迹。他的儿女中，有9个长大成人，他(她)们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这些儿女不仅个个学有所成，而且遍地开花，有的在人文领域卓有成就，有的则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3位成为院士。那么，梁启超是如何施教于他的儿女的呢?

言传与身教

　　梁启超对儿女们的言传是很有特色的。1899年，梁启超将家属接到日本，他的5个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都是在他流亡日本的14年中诞生的。再加上长女思顺，当时他身边有6个子女。因为每天忙于社会活动和写作宣传，梁启超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他只要一有空就向孩子们“言传”，天南海北地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特别是每天晚饭后，一家人总是围坐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喝点酒以后，梁启超讲故事的兴致就更高了。他尤其爱讲与故乡广东新会有关的爱国故事，特别是南宋忠臣陆秀夫舍生取义的英雄故事。而梁启超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这种“身教”更是无形中深刻地影响着儿女们。

　　梁启超尤其善于利用书信“言传身教”。他一生中写过数量相当可观的书信，其中写给儿女们的书信达300多封，内容既涉及他本人的活动、事业，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教育。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以自己的事例引导儿子开发多方面的人生乐趣：“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同年5月，梁启超更是在信中直接告诉三儿子梁思忠：“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这6个儿女都学有所成。长女梁思顺是文史学者，其选编的《艺蘅馆词选》，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图书。长子梁思成，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梁思永，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948年与梁思成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等重要考古发掘，以先进科学的考古方法，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水平。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回国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颇有雄心和能力，可惜25岁时因病早逝。二女儿梁思庄，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职，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曾参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这些子女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虽在国外留学，但一定要回国效力，具有高度的家国情怀，这显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紧密相连。

身体和修养重于学习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女们的学习。1912年12月1日，梁启超在写给思顺的信中便称：“汝所学精进，吾甚喜慰。”“思成学进，亦更有赏也。”类似的话，家书中屡屡见到。但如果学习与身体、修养产生矛盾时，梁启超会把身体、修养放在学习的前面。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几个月中，梁启超在信中多次叮嘱思顺：“求学总不必太急”“汝但原定功课从容学去，则我欢喜无量矣”“小小年纪何故患不寐之病。得毋用脑太过耶?……以区区数月间，受他人两三年之学科为道实至险，故吾每以为忧也，以后受学只求理解，无须强记，非徒摄生之道，即求学亦应尔尔也”。梁启超还在1923年11月5日的信中这样劝导：“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这样的叮嘱，在给其他子女的信中也多能见到。例如，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便这样写道：

　　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谂(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功(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927年8月5日，梁启超写给梁思庄的亲笔信：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

　　这些话，包含着梁启超的基本精神和人生态度。他经常教育儿女们不要计较胜败，而要埋头埋脑，“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927年2月6日到16日，梁启超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写了数封信，合在一起寄出去，并在信中嘱咐：“这几张可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

　　其中，梁启超对梁思成的教育是，“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有了这样的基本精神和人生态度，便容易保持乐观，即使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和挫折，也能过好自己的人生。除了前面所说的6个子女外，梁启超的另外3个子女也各有所成。三女儿梁思懿，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儿梁思宁则加入了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梁启超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思礼更是争气，不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了却了梁启超所提及的“你们兄弟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一大憾事。梁思礼一生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虽历经艰辛、失败，甚至有过冤屈，仍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当中，成为卓越的导弹控制系统专家，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这种只管“低头拉车”的精神，正是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