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社会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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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会主义（下）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见证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下午三时，职工代表把北京市完成公私合营的喜报呈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北京市市长彭真郑重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新中国成立都快七年了，北京怎么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这一问，就问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演变的大逻辑，即当时是按照什么“主义”来治国理政的?

　　理清这个历史的大逻辑，就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追求说起。

搞社会主义是早晚的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曾作过理论上的构想。他们认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都不是在他们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苏联从192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相当程度上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学习样本，这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并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通过搞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很明显，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目标，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实行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当时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只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为什么没有在新中国成立时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不允许。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济起点非常低，达不到搞社会主义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基本上是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拖拉机总数仅300—400台，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127斤，人均占有粮食418斤。

　　从当时工业主要产品和产量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大。1949年以前，中国生铁的最高历史产量为180.1万吨，尚不足美国1890年产量的1/5，不足英国1890年产量的1/4，不足德国1890年产量的1/2。

　　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1949年，中国的铁路总长尚赶不上英国在1880年所拥有的铁路里程，只有2.2万公里，人均只有4厘米，仅是半根香烟的长度；能通汽车的公路只有8.07万公里，而且路况极差；汽车5.1万辆，大部分破旧不堪。

　　从人民生活和收入水平来看，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尚不及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57美元的一半。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情条件下勉强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呢?

　　对于中国的国情，新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对于进入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共识是，必须先进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600多名代表在讨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草案时，有人提出，既然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因此，在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规定出来。对此，周恩来在大会上解释说：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问题接着又来了。有些党外人士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问毛泽东，“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对于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恩来也曾在党内有过解释。1950年4月，他同参加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党员领导干部谈到：毛主席访问苏联回来，到处都碰到问，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15年左右。

　　看来，新中国领导人当时估计，中国将经过15年到3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才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既是对民主党派的承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按照逻辑，它执政后应该着手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但中国共产党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用周恩来的话说，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固人民政权，才是当时最紧迫、最主要的任务。

为何拨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钟?

　　中国共产党接手全国政权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他们打仗得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但搞经济只能得0分。不少老百姓也大体存在类似的担心。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战争，只拥有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的经验和本领，缺乏全面治国理政的经验，更缺少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治理五亿多人口的大国，谈何容易。

　　于是，一些投机资本开始兴风作浪了。新生政权面临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不堪的局面，不得不和投机资本进行两场“经济战役”。

　　第一次战役叫“银元之战”。各大城市解放后，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立即通令，禁止黄金、白银和美元的流通，支持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的货币。但金融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在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一些金融投机商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面对此番对抗局面，接管上海市政权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只好采取硬办法，在1949年6月10日查封证券大楼，将200多个主要的金融投机者逮捕法办。紧接着，武汉、广州等地的地下钱庄也被陆续查封。

　　第二场战役叫“米棉之战”。1949年10月，投机商大量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掀起物价上涨风潮。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从全国范围内特别是老解放区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运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集中投放，同时紧缩银根，催征税收。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致使投机资本周转失灵，纷纷被迫放弃囤积，全国物价也趋于稳定。

　　第一场战役采用的是行政手段，第二场战役采用的是市场手段。经此两场经济战役，中国共产党治理经济展示出先声夺人的气势。前线的指挥者是上海店员出身的老资格共产党人陈云，当时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看来，执政党内也不是没有经济人才。

　　此后，新中国经济很快得以恢复。1950年的财政收支竟然能够基本平衡，1951年和1952年，尽管国家拿出很多钱来支撑抗美援朝战争，但中央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甚至还略有节余。

　　新中国成立时，保证人民吃饭是天下第一大事。1952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6亿吨，比1949年的1.1亿吨增长45%，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9.3%。

　　工业方面，在苏联的帮助下，东北工业基地率先得到恢复。东北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四面八方，支援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恢复。到1952年底，中国的钢、生铁、原煤、原油、水泥、电力等主要工业品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网，这期间也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大规模建设。

　　新中国只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全面恢复了历经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这样的奇迹，或许也出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预料。更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料到的是，在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中，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内在结构也展示出新的变化态势。

　　在广大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过土地改革，每户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有的人家劳动力、劳动技能和生产资料多一些，他们很快富裕起来。与之相反的人家，则陷入了贫困。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东北和山西，这种贫富分化现象比较明显。有部分农民不仅添了车马，雇了长工，还不断买进或租进一些贫困户的土地；另有一部分人生活下降，不得不出卖出租土地，靠借粮借钱度日。

　　怎样看待和解决农村贫富分化现象，在1949年和1951年，两度引起党内领导层的争论。有人坚持在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维持现状，通过互助组合作的形式来阻止贫富分化趋势；有人主张“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建立更高级形式的具有集体所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总体上，毛泽东是倾向于后一种主张的。为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他派人向最熟悉农村社会变化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认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正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充满信心，走个体生产路子的积极性大一些，加入合作社的愿望还不强烈。毛泽东很重视赵树理的意见，虽然他还是支持合作化的意见，但同时提出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

　　城市工商业的新现象，则主要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接管的官僚资本为基础，公有的国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在此前后，新中国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近代化交通运输业，以及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由此，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与旧中国时期的官僚资本不同，国营企业采取了新的管理制度，制定有效的发展计划，使各种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提升，还开发了一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的工业地区。

　　在国营企业中，职工成为工厂的主人，生活稳定，有各种保障和福利，而且社会地位很高，被尊称为“工人老大哥”。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豪感，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

　　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的老工人孟泰，年轻时就来到日本人经营的鞍山炼铁厂做工，亲历了从亡国奴到翻身做主人的社会巨变。他爱厂如家，用平时捡来的废弃零件堆成了一个仓库，建起了被工友们称作的“孟泰仓库”。这些不起眼的螺丝、螺母等铁疙瘩，不仅给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还串联起工人同新中国的感情。工友们都效仿他，在生产中节约生产原料，平时就捡拾废弃的零件，“孟泰仓库”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成为工人阶级与国营企业关系的一个缩影。

　　国营企业在发展中体现出来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其主要任务也将由国营企业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成分脱颖而出的大增长趋势，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势头也比较好。许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承办加工业务、接受政府的订货，一些商业企业则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由此使1951年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工厂和商店的户数都增加了1/10以上。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事实上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像有人比喻的那样，成为“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3月，中央政府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些措施的施行，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市场无序和通货膨胀的被动局面，也让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促使采用计划方式来领导经济发展的范围不断扩展。

　　下一步，应该怎样引导已经开始变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体制的发展，很自然地成为一个时代性课题，摆在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面前。

　　苏联的经验，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现成榜样。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确实具有特殊的感召力。

　　为解决新的矛盾，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原来15年到30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决定加快过渡步伐。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以后才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

　　这个设想能否取得苏联的支持与否，至关重要。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利用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时机，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征求意见。刘少奇1952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写信，专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三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和准备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想法。他在信中说：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对这个设想，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新中国领导人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底气更足了。

　　为慎重起见，1953年春天，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一步就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调研。李维汉在调研报告中建议：应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同意李维汉的建议，毛泽东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后来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向社会主义过渡好比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实现工业化是它的主体，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分别是大鸟的两个翅膀。于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也常常被简称为“一体两翼”或“一化三改”。

　　在决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中国领导人大体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共识：“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

　　在历史潮流面前，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船就这样起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