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⑧】战略决战
——人心向背自古决胜之道 将帅齐谋终成运筹奇功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这是溯源历史兴亡的深刻洞见。1948年的旧中国，就曾演绎过这样轰轰烈烈的史剧。

　　在陕北米脂县城东40里外，有一个叫做“杨家沟”的小村庄。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住着270多户人家。1947年11月22日，一个叫“李德胜”的人率领一支1400多人的队伍悄悄来到这里，驻扎下来。在村西山峁上的这排窑洞前，忙碌的身影进进出出；进入村庄的这条土路上，也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

　　“李德胜”是毛泽东的化名。一个月后，他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对即将到来的1948年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同蒋介石“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

　　此时，在南京的蒋介石似乎也颇为“清醒”。他在2月23日的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忧虑：“今日环境之恶劣为从来所未有，其全局动摇，险状四伏，似有随时可以灭亡之势。”

　　对于不同寻常的1948年，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希望。

　　香港《文汇报》主笔徐铸成说：“1948年这一年内，中国的大局，总可以见个分晓了。”大夏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吴泽说：“1948年将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年。我预言，我希祈，我准备新笔砚，为中国历史写新页。”

　　战争虽然才打了一年多，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让毛泽东自信，让蒋介石沮丧，也让大批的中间人士明显感到，双方对决的时刻到了。

　　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还占多数，但国共兵力对比已经从1946年6月的3.4:1，变成了1948年2月的1.5:1。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365万，共产党军队249万。国共双方武器装备的对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内战刚开始时，国民党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的所有武器，还有美国援助的各种新式机械化装备。而解放军却只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到1948年初，人民军队同样以战场缴获的方式大大缩小了双方的差距。

　　与兵力、武器装备的变化相适应，国共两党控制的区域也在发生着变化。《观察》杂志1948年2月用一句话做了简短的概括：“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中间国军所获得的面积，到1947年底，除了几个少数的大据点，差不多又完全被共军拿回去了。”

　　战略决战就这样到来了。

　　决战决胜靠什么?

　　2008年，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三大战役的资料丛书——《突击丛书》。书中在对比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武器时，共产党军队这一栏赫然多了“人民支前”这一项。

　　正是这一项，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非常重视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大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千百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当时在沂蒙老区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最后一粒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老百姓和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生动写照。

　　无数支前民工冒着枪林弹雨，将后方老百姓为支援前线准备的各种物资送到部队。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走大道，哪里的山路小道难走就走哪里。山路崎岖，他们就把物资扛在肩膀上爬过去。路上再饿，哪怕煎饼就在肩膀上扛着，也没有一个人抽几张充饥的。

　　淮海战役期间，沂蒙解放区的人口大约是420万，但是有近100万人去当了支前民工。这还不包括千千万万在家乡为前线解放军摊煎饼、做军鞋的妇女、老人和孩子。

　　1948年秋天，山东莱阳西陡山村的农民唐和恩迎来了土改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到淮海前线，他顾不上收割地里的庄稼，加入到运送军粮的支前大军。

　　出发前，唐和恩随身带了一根不起眼的小竹竿，累了撑着它休息，过河涉水的时候用它探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针尖把地名刻在小竹竿上。一米多长的小竹竿，就这样刻上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村庄和城镇的名字，记录下了他5个月里辛苦跋涉的4000多公里路程。

　　小竹竿的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唐和恩就是电影《车轮滚滚》中耿东山的原型。

　　淮海战役中，像唐和恩这样的支前民工共有543万人。他们肩挑背负，小车推拉，共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他们使用的88万辆小推车，如果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参加前线指挥的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而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遇到的却是另外的情形。当他的队伍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

　　一开始，杨伯涛还以为是黄河故道冲刷造成的人迹荒凉。而当他被俘后跟着解放军再经过此地时，简直感觉是换了一个世界。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解放军和老百姓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

　　乡野百姓可以选择“躲避”，而国统区的市民却逃无可逃。1948年，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面对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为了挽救经济崩溃的危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取代急剧贬值的法币，以强制手段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深受法币之苦的民众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

　　梅兰芳也雇了辆车，把自己一生积攒的200多两金条，拉到外滩的银行兑换成金圆券，存在银行里。但是几个月后，200多两金条变成了一堆废纸。

　　一个月的时间，上海中央银行从百姓手中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共值美元3.73亿元。

　　然而，《大公报》的一则消息又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消息说：就在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法令的前一天，某国民党要员乘夜车从南京来到上海，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直奔证券交易所，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大概获利四五千亿元。像这样的投机行为，在当时国民党权贵中相当普遍。

　　于是，物价再度飞涨。清晨，猪肉价格还是每斤6元金圆券，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元金圆券。在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

　　国民政府以发行金圆券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很快就宣告全面失败。政府政策的反复无常和信用丧尽，不仅标志着国民党财政经济的总崩溃，而且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剧变。人民已经不再相信政府了。

　　陈诚晚年检讨在大陆的军事失败时，专门提到币制改革，他说：“这件事影响士气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对政府失掉了信心，政府的施政，恰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形之下，戡乱军事，如何还能够看好?”

　　后方的民心丧尽了，前方的军心又怎样呢?1948年10月11日，在辽西塔山，国共两军激战正酣。

　　塔山是通往锦州的重要隘口，几乎无险可守。东北野战军两个纵队奉命阻击海空军支援下的国民党军11个师的机械化部队。战斗打了6个昼夜，国民党军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却始终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塔山。

　　双方士气的巨大差别是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解放军士兵大多是翻身农民，有着保卫土地改革胜利果实的巨大热情。虽然在战斗中也有重大的牺牲，但是没有一处主动放弃阵地后退的。而反观国民党军却毫无斗志，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触即溃。他们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协同的合力。

　　45年后，昔日战场上较量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骅和国民党独立第95师参谋长张伯权，终于坐在了一起。谈起那场战斗，张伯权淡淡地说出了四个字：“没心思打。”

　　1948年，国共两党的大决战，胜负终于要见分晓了。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计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作战室就设在西柏坡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那里，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总共起草了197份电报。

　　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只发电报。”

　　1948年2月7日、11月9日和12月11日，中央军委通过三份电报，分别确定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战略总方针。即：

　　辽沈战役：“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淮海战役：“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平津战役：“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

　　与毛泽东“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相反，蒋介石却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当时作为蒋介石侍从官的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曾经感慨良多：“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一场大规模战争要想取得胜利，还需要灵活实际的战略战术。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三大战役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办法。

　　辽沈战役，国民党一直以为共产党要打长春，结果解放军主力却隐蔽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淮海战役，国民党原来判断共产党从西侧奔袭徐州，结果华东野战军首先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打乱他们整个步骤；平津战役，国民党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边塘沽一带的出海口，结果解放军出其不意地从西线张家口打起。

　　这就难怪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前线军事指挥员往往有最直观的判断。1948年4月30日，正在濮阳前线指挥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被毛泽东专门请到了城南庄。此前，他曾三次向毛泽东直陈，不同意中央军委作出的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

　　当粟裕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城南庄报到时，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到门外出迎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热烈地问候。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紧接着，粟裕参加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在会上，粟裕着重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

　　会议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计划的最初蓝图。

　　相比之下，粟裕的战场对手杜聿明却没有这么幸运。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蒋介石临时改变了预先与他商定好的“徐蚌会战计划”。直至杜聿明11月9日晚飞抵南京面见蒋介石时，才被告知。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我“既诧异又恐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两个月后，杜聿明果然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深谙蒋介石用兵之道的李宗仁曾做过这样的评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

　　事实上，双方军事统帅的主观指挥对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战略决战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反复衡量利弊得失后作出判断、确定行动决心，又能根据一线指挥员的合理建议作必要的调整。蒋介石的弱点最重要的便是主观同客观相脱离，不全盘细致地研究实际情况，一味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或有意见也不敢提。最后的一胜一败实在不是偶然的。

　　1949年早春的西柏坡，冰雪尚未消融，却到处呈现着一派盎然生机。在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上，人们发现了这样几张面孔：

　　指挥西北战场的彭德怀、贺龙、习仲勋；

　　指挥东北战场和平津战役的林彪；

　　指挥华北战场和平津战役的聂荣臻；

　　指挥华东战场和淮海战役的邓小平、陈毅。

　　这些骁勇善战的将领们，带着胜利的喜悦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归来，会后，他们又将和没能前来参会的战友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一道，为赢得新的彻底胜利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