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页日历

　　在任弼时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个老式台历，最上面一页显示的日期是1950年10月25日。这是任弼时坚守在工作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日子。这一页日历，见证了他“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事业”的铮铮誓言。这一页日历，也承载着一位共产党员如骆驼一般初心不改、终生为民的公仆情怀!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汨罗一个教师家庭，16岁那年，经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此后，他的每一页日历上都写满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慷慨陈言；长征中，他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他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西柏坡简陋的农村指挥所里，他协助毛泽东等指挥了三大战役，为国为民，殚精竭虑。

　　任弼时的日历上写着“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凡事不怕苦了自己，就怕为难党和人民。生活上，他极其简朴，一件用旧围巾翻织的背心，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条薄绒毯子他从长征一直用到逝世。工作上，他似乎总在和时间赛跑，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然而，谁又能知道，这日理万机的背后，是任弼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疾病折磨。

　　1928年、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在狱中，他受尽敌人的折磨，甚至遭受了极为残酷的电刑，背上被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炎溃烂，留下了病根，导致后来多种疾病缠身。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他，却因为身体原因，被医生劝止参加开国大典，只能在家里聆听收音机来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可即便如此，他一再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关心他的身体，要求他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而他依然坚持每天抱病工作8小时以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只想尽心竭力地为这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工作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

　　日历再次翻到1950年10月25日。

　　一天前，任弼时收到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文件资料，抱病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他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此时，戎马一生的他，是多么渴望能和将士们一起出征，保家卫国啊。

　　直到深夜，任弼时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夫人陈琮英心疼地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他休息。任弼时吃力地摇了摇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啊。”“能走100步，就不能只走99步。”

　　时针指向12点，任弼时在地图上画下了最后一个红圈，伸手把台历翻到了10月25日。这时，他的头越来越眩晕，越来越沉重，他强忍着不适把地图和文件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而这一躺却再也没有能够醒来。就这样，46岁的任弼时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100步。

　　1950年10月25日，这一页日历，正是任弼时同志不忘初心、对革命事业尽心竭力的永恒见证。凝望着这页日历，我们仿佛看到一匹前行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更不计较个人得失……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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