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耿飚

　　耿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留下了为人民不懈奋斗的传奇。

13岁的水口山罢工童工

　　耿飚1909年8月26日出生于湖南醴陵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常宁水口山挖矿谋生，13岁就当了矿山的敲砂童工。

　　在暗无天日的矿山里，耿飚受尽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苦难的生活也磨炼了他的意志。这一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蒋先云、谢怀德等人到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在矿工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和舅舅宋乔生的帮助下，他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积极投身工人的罢工斗争。

　　耿飚后来在《毛泽东的光芒永照我心》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记述说：“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0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醴陵县去开展农运。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8岁的浏醴游击队长

　　1926年，湖南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耿飚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醴陵，以修路工人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定，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为了捍卫农民来之不易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胜利成果，他组建了农民赤卫队，参加了醴陵暴动和农军攻打长沙。

　　马日事变后，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地立即动员和集中工农武装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约期分路进攻并夺取长沙。浏阳、醴陵、株洲工农武装集中后，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有的还与敌人展开了战斗。平江、株洲、醴陵等地集中铁匠，彻夜打制梭镖。四处响起“早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民谣，生动反映了工农群众积极备战参战的豪情。

　　耿飚不惧危险，踊跃参加醴陵农工反抗白色恐怖的“扑城”，担任浏醴游击队长，坚持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浏醴县委油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教材，对游击队员进行思想教育、军政训练。1930年8月20日，他率领游击队配合朱毛红军取得了浏阳文家市大捷，随后参加红一方面军，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

长征“打敌人去”的红军主力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时，许多红军中下级指挥员都不知去往何方。当时耿飚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率部参加长征。一位战士问耿飚：“耿团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耿飚张口就说：“打敌人去!”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阴云笼罩的指战员们，马上备受鼓舞、士气大增，勇敢地踏上了告别中央苏区的征途。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的“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重大战役，耿飚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的先锋团长、师参谋长，都无役不从，勇作前锋，抢渡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抢夺金沙、飞越大渡、占娄山关、夺腊子口，显示出过人胆识和智慧，屡立战功，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耿飚巧用“水马”抢渡乌江，在长征中传为佳话。8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聂荣臻元帅曾对红四团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个团在漫长的征途中经常担负先头团的开路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比较艰巨，如果完不成就会影响很大。而红四团总的说都完成得不错。尤其是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任务完成得很好。他们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充分发挥了我军勇敢、不怕死、能吃苦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江山是打不下来的。”

“将军当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抽调军队领导干部到外交战线工作。毛主席亲自找耿飚他们谈话，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毛泽东对即将担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耿飚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排，成为新中国首批10名将军大使之一，外交工作一干就是20年。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出任西方国家的大使。刚到瑞典时不懂外文，工作不便，他聘请了当地教师，到大使官邸来教英文，后来他可以用英文应付一般的社交活动。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开车。起初有人顾虑大使开车会有失身份，但是他却认为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勤劳、平等和合作是一种美德。后来，瑞典报纸称赞他为“兼任司机的大使”“掌握方向盘的大使”。

　　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耿飚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亲力亲为，他用最短的时间使自己从一个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转变成知名的外交家。他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我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

　　在外交工作中，耿飚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在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表扬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习近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讲到：“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是我的老领导耿飚先生曾经说过，‘中巴传统友谊必然像喀喇昆仑公路一样越走越宽广’。”“1979年，我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北欧四国，在挪威期间到访奥斯陆和斯塔万格，并走访了当地普通民众家庭，对挪威发达的福利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未授军衔的国防部长

　　1979年1月，耿飚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耿飚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未授军衔的国防部长。但是出身于朱毛红军的军事家资历，使他具备足够资格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

　　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中国特种警察部队，是国防部长耿飚提出来组建的，把特种警察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以保障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美国卡特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开始高度重视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系的计划。1980年1月，耿飚与来访的美国布朗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展开磋商。1980年初，根据此前《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相关内容，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正式签署中美在基础科学、地质勘探、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议定书，其中规定中美将互相提供在设备、人员方面的审查便利，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有效管控双方分歧，成为中美军备技术交流的范例。

　　耿飚戎马生涯数十年，对人民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心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担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期间，他积极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动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军队院校、加强军事科研、建立干部交流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高度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生命线，教育广大官兵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和战斗作风。

“耿飚之问”彰显人民情结

　　耿飚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

　　和众多革命先辈一样，耿飚深深眷恋着祖国和人民。数十年中，无论是戎马倥偬的烽火年代，还是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远渡重洋担任驻外大使，还是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始终不变的是他的爱民之心、为民之情。

　　1991年，耿飚回到革命老区甘肃庆阳，看望曾经血脉相连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当晚，耿飚所住的县招待所热闹非凡，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也有不少群众来找他告状鸣冤，怎么劝也不愿离去。此情此景，让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现场给随行和当地干部讲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

　　“50年前，我们三八五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对在场的当地干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耿飚之问，振聋发聩，给在场的干部们以强烈震撼，犹如被猛击一掌。耿飚之问，跨越时空，时至今日，仍然提醒和警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