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2013年3月，刚刚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就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四个走出来的”以宽广的文化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许多思想理念，涵养了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推动形成了如何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独特的价值体系，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近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选择背后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更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我国古代先贤倡导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有一种深度契合。改革开放以来，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激荡，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找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实践证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稳定成熟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来就不可能是一座“飞来峰”，必然要以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作为滋养，才能生根发芽、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要了解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规划我国明天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了解我国的过去，了解我国的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演化发展的丰厚滋养。

　　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强调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

　　比如，我国古代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求优秀治国理政人才，必须经过艰苦条件的磨炼，必须具有社会基层的实际经验。现在，我们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的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历史经验的借鉴。

　　又比如，我国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2000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现在，我们强调县级政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积累的政治智慧。

　　再比如，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从文化渊源上说，它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现在一些人隔断历史、不顾现实，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些看法都是非常片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守正创新，不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华文化根基，不是要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是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吸吮5000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不断坚定我们朝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文化体现的是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坚守。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中华民族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自觉发掘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多次围绕这方面的内容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十八大后，以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为学习内容，他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以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为学习内容，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指出，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十九大以来，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为题，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指出，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要了解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这些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需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用“小康社会”来描述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都是处理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关系的生动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命题。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文化滋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