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⑬】八大前后
——以苏为鉴谋划建设之路 独立自主频吹探索新风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同志谈到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朝气蓬勃的探索景象，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展现得尤为突出。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1956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

　　这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上海、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台春节联欢会，开了电视春节联欢会的先河。

　　在联欢会上，人们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中有梅兰芳、周信芳、侯宝林、新凤霞、王文娟等表演艺术家，郭沫若、老舍、巴金、周立波等文学家、作家，还有来自一线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

　　1956年的中国，就这样在欢笑声中开始了。

　　大年初三，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就开始连续听取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商业、财政等35个部门的汇报，为将要召开的八大做准备。党的八大将要研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这一次听汇报，一听就是43天。汇报中，毛泽东边听边问，不断插话。那段时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非常辛苦”。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工作调查。

　　4月24日，调查结束。毛泽东把汇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概括为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第二天，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这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发表讲话。这些讲话经过整理，便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涉及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

　　《论十大关系》，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中心意思就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后来曾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让正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心里有了底。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原来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么干，干什么?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想得不清楚。听过毛主席一讲，就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视野一下就广阔了。少奇同志非常兴奋，说有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报告的起草就有个纲了。

　　在许多人记忆中，1956年是个丰收之年。这一年，我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最大的收获，是经过七年的努力，我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站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在金秋收获的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协礼堂开幕。政协礼堂，是当时北京城里最新的建筑之一。那时还没有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两侧还有很多杂乱的平房，广场看起来远不如今天这么开阔。

　　毛泽东早早来到了会场，他将在会上致开幕词。

　　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会前的一个小花絮。他说：毛主席在主席台后面讲，那个开幕词，你们猜一猜，看是谁写的。谁也没猜到。主席解释说，第一次是陈伯达起的稿，我一看不行，就改了，改了以后，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说，不行，尽是标语口号。最后这个稿子是田家英搞的。

　　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被30多次掌声打断。

　　这次代表大会，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上的好几个第一。

　　首先是发言人数最多。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多达113人，这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是唯一的一次。由于发言人数众多，大会发言整整安排了九个下午，总时长约36个小时。发言的既有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也有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发言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提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已经成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主要障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来的。如何繁荣科学文化，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当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着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

　　比如，当时一位苏联学者访问中山大学，对孙中山的评价，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点不一致。陪同的人认为不得了，有损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主张采取措施。而毛泽东说：这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应当去禁止，无所谓损害威信。

　　再比如，在科学界，当时最大的争论发生在遗传学领域。苏联的李森科学派，被奉为金科玉律；而西方的摩尔根学派则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生物学家谈家桢，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求学时，曾是摩尔根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受到冲击，甚至在学校里也不能自由地发言和讲课。

　　谈家桢后来回忆说：基因理论是三十年代提出的，到了五十年代，基因是什么物质已经搞清楚了，就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你想这个时候，国际上已经这么先进了，而我们国家还去学苏联落后的东西，我们科学家怎么能不窝心呢?

　　在艺术领域，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戏能不能演，也成为争论不休的事情。

　　巧合的是，浙江昆苏剧团这时来到北京，演出了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十五贯》。这原本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冤假错案故事，经过改编后，成为讽刺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好作品。演出轰动了北京城，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他说，这部戏应该到处演，戏里的人物形象在今天还有很多。

　　没过几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系统阐述，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双百”方针。

　　为了推进“双百”方针的实施，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和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谈起了一首引起争论的讽刺诗《草木篇》。

　　张光年后来回忆起这次谈话的情景：毛主席说他刚看《草木篇》。我说，我看这篇作品不大好呵，我们《文艺报》准备组织文章来批评它。他就开导我，你也不要全盘否定嘛，它总还有两段写得比较好的，他还举了两段例子，说这两段不是写得很好吗?我都忘了，他记得。他说，你就先说这两段写得还好，然后再说哪些不好，哪些很不好，再批评它。这样的文章，读者看了心服。

　　八大会议创下的另一个“第一”，是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会邀请了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在八大留下的影像资料中，出现了许多外国人的面孔。

　　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会见了2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中，谈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和如何对待苏联经验。

　　苏共二十大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很大震动。消息传到国内，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他认为，赫鲁晓夫这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

　　所谓揭了盖子，就是揭露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错误，说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破除了迷信。

　　所谓捅了娄子，就是这个秘密报告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造成了思想混乱。

　　当时我国建设受苏联影响很大。一些人不正确地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比如过去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而我们设的是文化部、电影局，苏联没有文联，而我们设文联，有人就认为这是犯了原则错误。

　　苏共二十大，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触动很大。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不能再硬搬苏联经验了，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独立思考，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开头，毛泽东便开宗明义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论十大关系》中有很多内容都是以苏为鉴提出来的。比如苏联长期忽视农业，忽视农民的利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苏联长期把地方卡得死死的，毛泽东强调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八大期间跟兄弟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唯苏联经验是从，还多次劝导客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不能硬搬，不能当作教条，只能作参考。坦诚的话语，给外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继毛泽东作开幕词后，在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刘少奇。大会闭幕前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作出了新的判断。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决议内容，实际上是提出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一条总的政治路线。

　　八大结束后，毛泽东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停步。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的事件。对出现的新情况，党员干部们精神准备不足，还是习惯用老办法，把闹事的，把提尖锐批评意见的，一概看作是敌我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一类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但是数量是越来越少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而且越来越层出不穷，越来越有很多新的问题。解决敌我矛盾，那就是战争的方法，或者说镇压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归结为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强调，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此前后的其他场合，他还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应该剑拔弩张，它应该是可亲可爱的。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贡献。苏联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出现矛盾后又一概用“肃反”的方式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毛泽东提出，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并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克服和解决。这实际上为以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今天回顾八大，令人感慨的还有会议上始终弥漫的民主气氛。

　　会议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没有事先提候选人名单，而是进行自由提名、不限名额的预选。预选前中央领导人只讲一些原则性的意见，根据预选结果，再提候选人。这在党的代表大会中，也是第一次。

　　9月26日，八大会议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七中全会酝酿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毛泽东向大家推荐了两位“少壮派”。一位是51岁的陈云，毛泽东评价他“比较稳当”“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一位是52岁的邓小平，毛泽东评价他顾全大局，公道、周到、厚道。正是毛泽东力荐的这两位“少壮派”，在20多年后，使中国发生了又一次历史转折。

　　毛泽东当时还说，自己现在精力不够了，只能做“跑龙套”的工作，唱主角要靠陈云、邓小平这些“少壮派”。他甚至还提出，自己要在适当的时候，辞去党的主席，担任名誉主席，有废除终身制的意思。虽然后来没能实行，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

　　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人，最终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63岁)，副主席刘少奇(58岁)、周恩来(58岁)、朱德(70岁)、陈云(51岁)，总书记邓小平(52岁)。

　　八大的民主气氛，不仅体现在党内，也体现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

　　除了1026名正式代表外，八大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列席会议，有的还在大会上发言，发言内容第二天就能见报。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革命胜利后，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必要存在，与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个问题，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提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党内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党派自身也有不同的看法。

　　九三学社的许德珩曾在他的回忆中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九三学社有些成员提议，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可以解散了。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当时也在酝酿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一签名就立即解散了。九三学社的成员，分布在各地，一时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得知九三学社要解散，立即派人阻止了这件事。他说：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

　　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成为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一项重要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万岁”口号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各民主党派所接受和认同。

　　1956年9月17日下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向中共八大致贺词。他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李济深致词结束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一起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敬献礼品。礼品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在万里长征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情景。献礼时，代表们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件工艺品的名字叫“同舟共济”，颇具象征意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56年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会一帆风顺。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