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一以贯之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尽管新时代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之间，始终有一条清晰的坚持、发展、创新的红线。之所以如此，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说，是贯穿于理论逻辑之中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所使然。

　　对于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来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追求的，决不仅是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且是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富国强。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没有任何捷径可资攀援，只能靠独立自主地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非同寻常的艰辛探索，走了很大的弯路，为后来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创造了必备条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真正找到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不朽贡献。这以后，又经过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思想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节点上，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处，通过坚持、发展、创新，既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力量。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飞跃中，可以清楚地得到党的理论创新的若干规律性认识。

　　第一，正确认识往往需要在长期实践的比较、反复中最终取得共识并被确立起来

　　实践不是一条直线，人们的认识也不是笔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有时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充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使这些认识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干扰，增加了认识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难度，需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反复，才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最终得到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提出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实践之后，会受到很多人的怀疑甚至是质疑。只有经历了更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人们才开始产生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些正确认识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验证之后，才被最终确立起来，并且在理论形态上日臻严密、更加完善。

　　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重大观点，是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因为党的中心工作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出现了“空头政治”“政治取代一切”“政治冲击一切”的错误，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显然，只有彻底纠正这一偏差，才能使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在纠正这一偏向时，又出现了把这一论点本身作为“左”的影响彻底放弃的偏向。只有在经历过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政治、淡漠政治、不讲政治所造成的恶果之后，完整全面准确认识这一重大观点的条件才告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旗帜鲜明讲政治，又切实防止“空头政治”“形式主义政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政治建设，使政治工作贯穿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中，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环节、各领域、各方面。

　　第二，一些认识开始并不完善，需要在长期实践中的比较、反复中才能日臻完善起来

　　实践的道路不平坦，探索的历程充满坎坷，也就决定了正确的认识也总是在比较、反复中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有些认识，曾经作为普遍的真理广为认可和接受。但由于这些认识在当时并不完备，在一个时期里出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偏差，而在纠正这些偏差时，又对这些认识所包含的真理性产生某种怀疑和动摇，结果又出现另外一种偏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犹不及。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只有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反复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更加接近于真理，也更加全面起来，才能做到毫不动摇。

　　例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是政治方向上的领导，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但是对于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如何实现并坚持党的领导，缺乏系统完备的理论与实践。而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执政党条件下的党政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了严重的以党代政现象，党的各级组织包办了许多原由政府承担的工作，致使党组织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反而在重大问题上损害了党的领导，并造成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损害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纠正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的偏向，但又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虚化的现象，出现了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问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正本清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问题上，纠正了偏差，拨正了航向。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是要以党代政、由党包揽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充分发挥党的统领作用和协调各方的优势，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中央号令畅通、令行禁止。

　　第三，对于那些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不属于党的科学指导思想范畴，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永不再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错误，使党的探索历程遭受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是，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一个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我们党从来没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采取文过饰非、遮遮掩掩的态度，而是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弥补错误造成的损失，确保永不再犯。正是本着这种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们党在纠正全局性重大历史错误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历史决议，一方面通过吸取教训使错误的经历转化成为找到正确道路的宝贵思想财富，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必要的制度措施来确保永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历史决议的作出，不仅使我们党彻底纠正了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而且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的发展完善上、在全党的思想武装和思想统一上大大地向前迈进。这种情形，可以说在整个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党的科学指导思想越发展、越完善，在实践中越是取得显著的成就，我们党就越能远离历史错误，确保这些错误永不再犯的道路根基、思想根基、制度根基、文化根基就越深厚、越牢固。

　　比如说，在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对立甚至相互否定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两个30年“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指出：“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这样，既尊重了历史，更昭示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还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根据当前暴露的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切实加强政治建设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能搞空头政治和极左政治，更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搞表态政治和形式主义。这样，既突出了面对当下的问题导向，又记取了历史教训。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始终强调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发展始终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理论生命力，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对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发展和创新，对被实践证明属于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则要严格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决不能混为一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

　　第四，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必须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端正

　　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一方面，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以实践为源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产生理论，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纠正理论的偏差，不断完善理论，并发展理论。理论离开了实践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科学理论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实践要达到预期目的，又必须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因为，只有深刻地反映了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才能使实践彻底摆脱盲目性，使实践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使实践更加合乎规律性。因此，实践又不能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无功而返、一事无成，甚至会事与愿违。

　　由此看来，理论与实践都具有能动性，解决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前者否认实践的作用，把理论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后者否认理论的作用，把实践的功利性作为衡量是非成败得失的标准。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我们追求的是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个前提条件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端正，彻底同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创新，很重要的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以下几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

　　善于运用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概念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还是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分水岭。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不惧怕问题，才能勇立时代潮头；只有迎难而上、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引领时代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勇于发声亮剑，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和胆识，彻底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才能够标本兼治、正本清源，调正了中国巨轮的航向。

　　善于运用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历史既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更是认识现实与未来的一把钥匙，运用得好可以起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历史并非自然而然地起到这样的作用，而是必须依靠正确的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往往是以割断历史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解决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方向性问题，首先就以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入手，进而拓展到如何看待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的全部历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联系，从根本上端正了人们对党的发展史、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认识，从而为开创新时代、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铺平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就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善于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长期以来，那种“唯GDP”“见物不见人”的扭曲了的错误发展观一直盘桓不去，使人忘记了根本，忘记了初心，忘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践要求，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善于运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倡导知行合一，强调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各级干部的专业化程度和知识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又出现了知行脱节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下最大的决心倡导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优良传统作风，大力倡导“三严三实”作风。从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出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时代不同，但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实现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历史新飞跃的根本要诀所在。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会长，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求是杂志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