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三次重大影响

　　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大历史的影响下，在中华文化规律的支配下，沿着中华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也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历史上有三次，周敦颐时期、王船山时期和曾国藩时期，湖湘文化返本开新，开拓创新，回答了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

“屈贾之乡”与楚汉文化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湖南相对偏远和落后，人口比较少，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区，湖南文化只是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一部分。湖南本土当时没有出现重量级的文化代表人物，我们把屈原和贾谊当作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把湖南称作“屈贾之乡”。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一文中，把屈原当成湖南人文的始祖。两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贾谊对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没有形成气候。况且，由于经学的引导，汉学对儒学本身的发展作用有限。

　　由于当时偏远的位置和潮湿的气候，秦汉以来，湖南成为朝廷流放贬谪官员和士人的目的地。屈原、贾谊开了个头，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开了个头。唐宋时期，由于贬谪或其他原因到湖南的人越来越多，数百位知名的文化人和官员到了湖南。他们的精神和文字，成为湖南宝贵的精神财富。湖南近代学者李肖聃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流寓文化”。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秦观、滕子京等等，以及杜甫、李白、韩愈、朱熹和一大批到湖南的为官者和旅行者，包括一些大书法家，都成了“流寓”湖南的文化人。以至于范仲淹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陆游说，“不到潇湘岂有诗”。毫无疑问，“流寓文化”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

　　道家文化作为楚汉文化基因，与湖南本土的“蛮”文化一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巫传统”，根源在湖南、湖北，“楚辞”传承了巫文化的大量信息。“巫”即“道”，楚地为道文化之根。历史上有一种说法“亡秦必楚”，刘项皆为楚人，老庄亦是楚人，所以亡秦是楚。影响深远的楚文化是通过汉文化、道文化到湘文化的脉络延续下去的。到了隋唐，佛学盛行，湖南跟全国一样，出现了佛家发展的兴盛时代。长沙、南岳建设了大量寺院，禅宗对两湖、两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佛的流传成为后来“理学”沉淀于湖湘的土壤，道佛思想成为湖南与中原和全国联系的纽带。后来的周敦颐也证明了这一点。

　“吾道南来”与“道南正脉”

　　宋朝时期，湖湘文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魏晋南北朝到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不安定因素使得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倾斜，到了宋朝，边疆防御不力，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地袭扰，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期战争和动荡引发民族文化焦虑，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合碰撞，激发了河南、陕西、湖南和福建等地的文化反思，濂洛关闽诸学派兴起，开辟了儒学的新阶段。文化资源转移到南方，湖湘文化得到发展的机遇，湖南加入了这场历史性变革，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历了几百年动荡不安，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安定；儒、佛、道三种文化长期并存，彼此竞争，儒家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佛道关注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安顿，吸引了众多精英和民众，儒家更注重群体和整体，也就是“家”和“国”，关切“天下”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既要融合吸收佛道思想，又要沿着华夏自古以来的正道前行，如何进行文化方向的理性选择，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创新，历史的课题摆在了唐宋思想家的面前。从唐朝韩愈、李翱开始，理学之光已经来到了地平线。北宋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人，一个“些小”县吏周敦颐，破除了中国千年之暗，让中华文明柳暗花明，让“理学”的旭日跃出了地平线。

　　周敦颐吸收了佛道的精华，给儒学装上了哲学的车轮，让孔孟之道古老的价值和秩序体系有了宇宙论、人生论的基础，儒学看起来不再是道德伦理观念的集合，而是丰富坚实的哲学体系，由于回应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使儒学主导地位得以建立，儒学不仅仅可以在行为上遵循，而且可以在意义上信仰，从此中国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有了皈依和安顿。

　　这个升级和成长很快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不仅为统治者所青睐，也为广大士子所接受，儒学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农耕社会家国伦理的要求，理学对佛道的包容与融合，满足了精英和普通百姓的生命关切，广大人民也能接受，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盛赞周敦颐“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上承洙泗，下启洛闽，是一个“连接”两头的关键性人物。清人黄百家则指出：“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在周敦颐以前，从屈贾开始，一直到唐朝，将近千年的时间，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襁褓中的一个孱弱的婴儿，直到周敦颐出现，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了中华文化的“正脉”，一跃成为中华文明的“长子”。理学的产生，不是周敦颐一个人的功劳，也不仅仅是湖南的贡献，那是一个群体，那是一个时代，那是一个运动，一个文明的升华。濂溪的“破暗”，二程的“吾道南来”，“湖湘学派”的兴起，一直到张栻、朱熹、张载，多么强大的阵容!那些思想巨人都和湖南关联在一起，理学风云际会于湖南。“湘学”也开始了自己文脉的整理和学术的传承。

　　这个时候，湖南的书院文化开始崛起，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占了两家。岳麓书院，公元976年开始，弦歌不绝，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而且由于岳麓书院的带头作用，湖南各道府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并迅速连成网络，成为理学在湖南学术研究和传播体系，成为湖南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理学浓厚的氛围和深厚的积淀，湖南成了中国理学重镇和义理之乡。所以后来人说，“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并不完全是湘人自夸。湖湘文化后来居上，几乎与中华文化、儒家文化，处在同一个高度和同一条轨道上。

　“揽道学之始终”与“别开生面”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朱棣迁都北京，政治军事的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广大北方的安顿和复兴，使南北发展相对平衡，湖南的地位下降。明清时期，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工商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文化兴起。从明朝开始，天主教的影响，不仅到了东南沿海，也到了北京，冲击着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朝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思想出现了多元多样的苗头。

　　湖湘学术在明朝比较沉闷，仅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看起来湖南学术似乎有些保守，有些孤独，其实这个“保守”正是对“道南正脉”的坚守，对理学的坚持和创新。湖南读书人群体深耕细作，宋元埋下的理学种子在湖南成长为参天大树，日后成为中华学术的栋梁。三百年湖湘理学厚积薄发，孕育了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思想。后来，谭嗣同说王船山：“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明朝为什么会亡?有人从文化上追究原因。宋元明几百年里，中国是在理学之光笼罩之下度过的。明朝统治者强化了皇权专制的同时，强化了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强化了理学的垄断地位，导致理学僵化虚空。明成化年间，实行“八股取士”，理学与科举结合，禁锢知识分子；从方孝孺开始的惨烈的文字狱和剪除功臣运动，让明朝官吏走向虚伪和腐败。强调“内圣外王”的理学，不仅日益疲乏无力，而且成为装饰谄媚的工具。王阳明的出现是对理学的调整。他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力量。“心学”解放了心灵，也为随心所欲开了方便之门，客观上削弱了理学的约束性，所以有人把明王朝的崩溃归咎于“心学”。朱熹和王阳明都拿官员没有办法，吏治是明王朝崩溃的基本原因。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四十年，经史子集，返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进一步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他的认识论方面，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地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他强调“经世致用”，坚持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王船山的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也对后来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周敦颐和王船山，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他们返本开新、守正开新。返本也好，守正也好，都是坚持，都是坚守。他们坚守了中国文化的正道、正脉；他们“开新”、创新，勇敢地发起了思想的变革，推动中华文明前进。两个湖南人，周敦颐和王船山，相隔六七百年，一个是理学的开山祖，一个是理学的总结者，似乎在证明湖南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郭嵩焘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揭示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公认。

湖湘理学与近代变革

        19世纪中叶，世界和中国发生剧变。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化了中外矛盾和内部矛盾。这个剧变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展现出来的。太平天国进入湖南，给了曾国藩和湘军一根阿基米德的“杠杆”。湘军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胜利后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兴将帅，什九湖湘”，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

　　我们回首晚清七十年，寻找在黑暗中举起火把开拓前进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处的政治家。不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光绪，而是曾左胡彭率领的一群湘籍士人。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评价晚清“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曾国藩是他们的代表。时人曾经评价，曾国藩以学术立身，深谙理学原道和经世学问，心怀济世救时、勤王卫道的志向，有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准备，有内圣外王、追比圣贤的抱负，勇于实践和独创，艰苦卓绝、逆势而行，没有他就没有湘军。曾国藩凭什么创造历史奇迹呢?曾国藩和湘军取胜的法宝是那个在湖湘大地上盘桓了七百年的“理学”幽灵。

　　“湖湘理学”有四层意思，第一层，它是理学，从“六经”开始，孔孟程朱的道学传统得到继承。湘军倡导“忠义血性”，以“仁”“礼”治军，湘军集团也是一个理学的学术群体；“理学”武装的湘军，成为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军队。第二层意思，它是理学的湖湘阐述，即所谓“道南正脉”。从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胡宏到王船山，既区别于程朱，又不同于陆王，湖湘理学更重视宇宙的物质性，“气本论”强调实有、存在，形成了经世致用的特色，湖湘理学也可以叫“经世理学”。“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成为湖湘理学的精髓。第三层，湖湘理学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与时俱进，敢为人先，大胆创新。魏源“今文经学”的变革思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曾国藩坚持理学，化解儒学内部纷争，一致对外；曾国藩冷眼向洋，容纳西学，学习西方，在千年大变局中，力推中华文化转型。他在洋务运动，以及军事、外交方面多有创新。曾国藩将“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把义理、辞章、考据三个纯学问改造扩展为联系实际等四个学问，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意义，是他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从此“经世致用”在学术和思想上独立起来。曾国藩对王船山思想的大力实践与弘扬，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层，湖湘理学蕴藏了湘人的文化基因。湖南历史上的战争、移民、蛮族、流寓、宗教文化，都对湖南人的个性有深刻的影响；湖南人那种“心忧天下”的情怀，敢为人先的胆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拼搏霸蛮的个性，使得湘学具有独立自主、兼收并蓄、追求变革、求实务实的学术品格。

　　曾国藩是湖湘理学的代表，以往我们注意到曾国藩的事功，对于他的学问研究不够。他戎马倥偬，封疆大吏，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写作大部头学术著作，所以在学术上似乎说不起话。其实有两点可以为他辩解：第一，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奏折和书札千百万字，其中有非常丰富新鲜重要的从实践中总结的思想，学术分量并不比长篇巨著轻；第二，他对理学的更大的贡献是他实践了湖湘理学、发展了湖湘理学、弘扬了湖湘理学。“实践”在儒学、包括理学中叫“功夫论”，本身就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几十年的丰富实践，就是理学的成就，是高于纯粹书院的学问的。当我们读到毛泽东曾经推崇的他的《经史百家杂钞》和他编辑的《十八家诗钞》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理学家。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事功，证明了理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的正道，只要坚持经世致用，理学是可以指导变革、引领前行的。

　　近代历史上湘人的表现证明，湖湘理学是贯穿近代中国坚守与创新的思想武器。曾国藩和湘军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近代史的转变枢纽。发起“洋务运动”，推动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施，机器大工业和对外开放由此起步，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为发起者，或为推动者，湖南人在近代历次保卫国家的战争中，重大历史变革中，居功至伟，光芒四射，湖湘理学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