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一致向前看 起草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又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是“拨乱”；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反正”。“拨乱反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转折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也是一场艰巨考验。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这个历史性挑战。

　　位于北京景山脚下的米粮库胡同，不到300米长，胡同的北侧，已是新式的建筑和大院，南侧还保留着完好的老宅院。上个世纪30年代，这条胡同人文荟萃，著名文化人士胡适、陈垣、傅斯年、梁思成、徐悲鸿、徐志摩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

　　1977年7月1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搬到了这条胡同的五号院。

　　历史的细节，常常呈现出令后人琢磨的某种巧合。

　　就是在这样一条颇有文化底蕴的胡同里，复出后的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学和教育。

　　1977年9月19日，复出不到两个月的邓小平，找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负责人谈话。向来喜欢用大白话说理的邓小平，这次却用了一个典故：拨乱反正。他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查阅了有关文献，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领导谈话、中央文件和官方媒体中，第一次出现拨乱反正这个词。“拨乱反正”这个典故，出自《春秋·公羊传》，原文是“拨乱世，反诸正。”邓小平借用这个典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由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中的一句歌词，它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向往和心声，很快流行开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需要热血和汗水，更需要科学和人才。然而，因为10年“文化大革命”，科学和教育领域沦为重灾区。高考招生制度被废止，广大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当时，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有90万，而中国只有20多万，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率先提出拨乱反正口号的邓小平，选择了科学和教育作为突破口。

　　“不抓教育、科学，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这是邓小平当时扔给国家科委和教育部负责人的一句硬话。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中断了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

　　1977年10月，北京密云县乡村的一个林业队里，下乡知识青年刘学红，和同伴们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消息。1977年底，刘学红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成为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新生。

　　在今天6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记忆中，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年冬季，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间，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年龄大的已接近中年。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考。有的来自农村田野，有的来自工厂车间，有的来自部队军营。

　　徐列明，参加1977年高考，当时他是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他回忆说：高考第一天上午考完数学，算算得不了几分，当时还犹豫是不是继续参加考试。最后，想想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是应该搏一下。考完了回理发店上班，怕被同事嘲笑。同事问考得怎样，我说考得不好。本来我是不抱希望的，后来竟然考上了!接到通知书的时候，这种喜悦激动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由于1977年的高考在年底进行，这一届大学生到1978年的2、3月份才陆续入学。这些当年走进校园的莘莘学子，后来大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北京大学1977级新闻系学生、后来是中青在线总经理的刘学红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山区挖树，用力气大小衡量自己的价值。几十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1978年3月18日，正当27.3万名大学新生迈进大学校园时，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汇聚到了人民大会堂，迎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人们看到了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

　　有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老资格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地质界的老前辈何杰。还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倒在了刚刚结束的那场浩劫中，再也不能回到他们中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也走上了科学的殿堂。杨乐和张广厚，他们是会场里最年轻的数学家。

　　杨乐后来回忆说：当时参加科学大会的人数很多，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振奋的。回忆对比“文革”期间的遭遇，再看粉碎“四人帮”以及拨乱反正以后的情况，大家非常感慨，有一些老科学家甚至于在发言中间好像有点讲不下去了，声音有点哽咽了，而且有的就是流下了眼泪。

　　劫后余生，久别重逢，难免感慨万千。而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抚慰着他们心灵的创伤，迎来新的开始。

　　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我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俗话说，东边日出西边雨。1978年春天的脚步迈得依然沉重。

　　当时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上访者》。这张照片是一位叫李晓斌的青年，在北京街头悄悄拍摄的。拍摄时间在1977年11月底。照片上的人，是一位来北京的上访者。期待的眼神，破烂的衣着，一切诉求和遭遇都写在了脸上。这样的人，那个时候在北京，在省城，并不鲜见。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记录了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了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成了前进道路上的羁绊。这些冤假错案不平反，不纠正过来，人心不顺，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搞经济建设，也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因此，拨乱反正，首要的是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平反的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

　　这样迟到的追悼会，那个时候经常都有。

　　一大批涉及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300多万名干部洗雪了沉冤，重新恢复了名誉。5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得到了改正。

　　与此同时，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在农村，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2000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从此以后，“家庭出身”这样的政治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春风化雨，春润大地。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从此得到了改变。

　　历史的悲剧已经过去。怎样防止悲剧重演?这是痛定思痛的人们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1978年12月28日下午，几百人自发来到首都机场，迎接一位从陕西归来的高个子客人。这个人就是彭真，“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长期主管政法工作，“文革”中被打倒、关押，流放商洛地区。

　　回到北京，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立即夜以继日地投入立法工作。

　　彭真之子傅洋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的“礼乐崩坏”有着深刻的感受。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后，我和父亲回到北京，立即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之中。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说：“我是第一个报到的。彭真要我去，我说：‘人大常委会我都进不去，我怎么去呀?’他说：我派车接你去。我就去了。从3月初到7月，制定了《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4个月的时间通过7部法律，可以说是夜以继日。”

　　这是一个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时代。人心顺了，社会安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竞相迸发。一个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是这样表达的：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愉快地回头挥一挥手。

　　告别过去，意味着变化。1980年，走在大街小巷，心细的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城乡的种种变化扑面而来。老百姓有了自己喜爱的电影，青年们穿起了光鲜的衣服，唱起了流行歌曲，交谊舞开始流行。

　　没有变化的，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但就在这个时候，这幅画像是否还继续挂下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一位感受到中国变化的意大利记者。

　　这位记者叫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常常以犀利的提问，搞得那些纵横天下的世界政要狼狈不堪，连机敏、睿智的基辛格，也被她追问得失了方寸，后悔不已。

　　1980年8月，她成为第一个有幸单独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

　　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一上来，就对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她说：我这次到中国来，发现中国的变化很大，人们的衣着有变化，而且毛主席的像也挂得少了。但是，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的像，这个像是不是要挂下去?小平同志毫不含糊地告诉她：要永远挂下去，不会摘下来。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实际意思是：你们既然平反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那么，又该怎样评价毛泽东呢?

　　法拉奇是敏感的。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思潮。

　　1978年秋天，在北京西单原体育场东南面紧靠长安街的一溜墙上，贴出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大字报，有长篇大论，也有三言两语的小道消息，从早到晚，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常常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有时深夜还挤着人。有的观看，有的传抄，人们议论着、传播着、关注着。

　　当时任新华社国内政治组组长刘回年回忆说：“西单墙”刚出现时，是以响应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姿态登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贴在这里的大小字报日渐政治化、尖锐化。有的公开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西方民主政治，把矛头对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社会上对这样一股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手舞足蹈，给它美名曰“民主墙”；广大群众只是观望、担心。后来，国家依法取缔了“西单墙”。

　　“西单墙”的错误倾向，在党内也有反映。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理论务虚会本来是要批判“两个凡是”，分清路线是非，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是会议召开的时候，正是“西单墙”闹得很凶的时候。有的人借拨乱反正诬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上这种错误思潮，在务虚会上也有反映。有些与会者还为这种错误思潮叫好，有些小组讨论竟然认为，“西单墙”是民主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及时洞察到了这股错误思潮的严重危害性。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指出：

　　我今天要说的四条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何看待毛泽东，已经不是对他个人的功过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历史，就这样把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79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作出一个决议，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

　　北京西郊的万寿路新六所。决议的起草工作，最早就是在这所院中的一号楼进行的，后来才搬到玉泉山的五号楼。当年，新六所的一号楼是给毛泽东准备的住所，如今却在这里起草对他的评价文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11次召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谈话，反复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一份文件的起草先后十几次谈话，这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当决议的前几稿出来后，邓小平很不满意，说要重新来。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到位。他提出了三条原则意见。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如果这一条写不好，就整个决议都可以不做。

　　决议起草的间隙，邓小平两次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后人评论说，这是一场钢铁公司对隆隆大炮的谈话。面对法拉奇犀利刁钻的提问，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他明确回答法拉奇：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结到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做。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毛泽东思想好多好的东西，应该坚持下去。

　　对于这场会见，邓小平后来说，是一次考试。满意至极的法拉奇带着采访记录匆匆而去。几天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全文刊发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世界舆论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决议的起草已进行了将近一年。为了充分征求党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决议草稿。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党内大讨论，时间长达一个月。讨论中，有正确的建议，也出现了一些走极端的错误意见。

　　决议起草组负责人邓力群回忆说：这些错误的意见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以后，在1980年12月25日，就找我和胡乔木去谈话，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意见。他说这些错误的意见就是否定毛泽东。如果我们这个决议里采纳了这个意见，老工人通不过，经过土地改革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了几十年的解放军官兵通不过，同农民、工人、士兵相联系的大批干部，包括历次运动中挨了整的干部通不过。这些话，从小平同志嘴里说出来，尤其使人信服。因为小平同志三次被打倒，两次是被毛泽东打倒。

　　怎样才能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功过?老资格的革命家陈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

　　陈云向邓小平建议：加写建国前28年的历史，写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60年的历史一写，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就更全面，我们确立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更全面的根据，我们说毛主席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更能说服人了。

　　中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

　　翻开决议的过程稿，从最初的起稿到最后定稿，就连参加起草的同志也难以说清前后修改了多少稿。不足3万字的决议，包含了全党的智慧和心血。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终于完成。此时，距离决议的最初起稿经过了整整22个月。

　　《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作了严格的区分，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作了严格的区分。这样就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对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证明，我们党作出这个决议的战略眼光和深远意义。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自建成以来，无论风雨，每天都有大批的中外游客，自发地进去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自1977年建成开放到2014年，前来瞻仰的人数超出了两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