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特区
————创特区启窗口突破体制禁区 勇试验促改革拓展开放前沿

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

　　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期间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014年3月6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说：“深圳的发展是一个奇迹。1978年我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渔村，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城市。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

　　深圳，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创办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历程，诉说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觉醒，彰显历史担当，推动伟大创造，做改革的弄潮儿的故事。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新闻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格奥尔格·内格韦尔，是联邦德国新闻情报局对外司的司长，大概相当于我国当时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司局级干部。

　　今天看来，邓小平亲自会见这样一个外国代表团，规格似乎有点不对称。但是，从谈话的内容看，邓小平似乎有一种急迫心情，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他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此时的中国，酝酿对外开放已有一段时间了。

　　5个月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访问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规格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次考察历时一个多月，代表团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除了看到中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外，他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这些国家当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因此，他们的官员和企业界人士都有很强烈的愿望，希望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德国的一些州长表示，可以给中国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

　　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听取谷牧汇报时明确表示，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要抓紧。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召集会议，专门听取谷牧的详细汇报。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决策，开始在中央领导层酝酿。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这样，在1978年，中国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需要寻找市场和出路；一方面，中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需要资金和技术。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一拍即合。

　　要实行对外开放，突破口在哪里呢?

　　在比邻香港的南国边陲，有一个人开始考虑利用外资来兴办工业区的事情。这个人就是袁庚。

　　袁庚出生在广东省宝安县。当他年轻时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生还要在家乡这块土地上，进行另一场“革命”。

　　1978年10月，年过花甲的袁庚被派到香港担任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第29届常务副董事长。上任后的袁庚在香港考察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招商局的船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自由往来。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在沿海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要在香港搞个工业区很困难，因为没有地皮。如果我们能够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县蛇口公社搞一个就非常好。

　　袁庚他们是算了账的。当时香港中区的地价很高，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一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劳动力工资也很高。如果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搞工业区的成本就很低，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与他们竞争。

　　袁庚的提议得到交通部和广东省的支持。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中央呈递报告。中央要求袁庚进京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当面汇报。

　　袁庚后来回忆起这次汇报的情景时说：当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先念同志非常兴奋，他说，我们就是要把外面的优势和我们的优势结合起来，但是，这个钱我们是不会给的。先念同志当时就问谷牧同志怎么办，谷牧同志说，你批一个字，我找有关方面谈一下。先念同志说好，他就在上面批了：“就照此办理，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

　　就在招商局构想蛇口工业区时，广东省委负责人也酝酿着一个更大胆的设想。

　　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广东可以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搞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他们决定搞一个“先富区”，将毗连香港、澳门的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外贸出口基地，并将两县分别升格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在著名侨乡汕头，人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1979年1月，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来到汕头市。本来，他的任务是传达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料，家乡人却向他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说你敢不敢办个自由港呢?像香港、新加坡、台湾的工业区，那就最快了。我当时连夜给省委发了封电报，说关于这个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已经想到一个办法。如果能够这样做，几年以内就可以很快改变了。

　　对在汕头市内划出一块地方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习仲勋非常赞同。他要求起草一份文件，带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去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汇报会上，汇报了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听后留下了那几句著名的话：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最初的文件叫“出口特区”，后来又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在国内划出一块地方搞经济特区，这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结果会怎么样?不光国内有人担忧，海外也有担忧。有人提出，最好得到法律保证。

　　1979年12月，广东省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本来，作为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人大通过，就算是立法了。但是，举办特区，不是一件小事，有人提议最好还是提交全国人大通过。

　　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叶剑英元帅。吴南生回忆说：叶帅办公室王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叶帅要他告诉我，北京有些同志不大同意，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地方的法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怎么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了。我就说王主任，你跟叶帅讲，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在广东办，所以叫广东特区，但是立法一定要全国人大立法，因为它是中国的特区，这是社会主义，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没有立法，我们不敢办。

　　1980年8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受国务院委托，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在会上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决定，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完成立法程序，大规模的经济特区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外国媒体评论说：“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深圳特区的建设故事，是从罗湖开始的。

　　罗湖口岸是深圳的南大门，也是创办特区前内地通往香港的唯一正式出口。当年，这里是一片洼地，一下大雨，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湖”，来深圳的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只能脱下鞋子挽起裤脚，蹚过积水进出火车站。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景象了。

　　1979年12月，有一位港商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经过罗湖桥，进入深圳的。这位港商就是刘天就，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他是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港商。

　　与此同时，45岁的骆锦星也从惠阳来到深圳，被任命为房地局副局长。这两个人的人生，很快有了第一次交集。

　　要搞建设，房地局就要建房子。没有钱怎么办?骆锦星着急得不行。一位香港朋友对他说，你是守着金碗讨饭吃，为什么不学学香港的办法，把土地变黄金。于是，房地局向市委汇报，与港商合作开发房地产。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事。

　　与港商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刘天就率先派出谈判代表到深圳洽谈。他们提出，由深圳出土地，港方出资金，合作兴建“东湖丽苑”高级住宅楼。港方负责销售，利润四六分成，深圳得六成。当时深圳方面不同意，提出港方得两成，深圳得八成。港方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请示刘天就。不料，刘天就说，港方只要一成半就行了。

　　刘天就的慷慨，让深圳方面大为疑惑，但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原来，在楼盘还处于设计图纸阶段时，港方就在香港登出广告，出售266套高级公寓，平均售价每平方米2730港元，比香港楼价便宜一半以上，很快便预售一空。港方通过这种“卖楼花”的办法，获得建造楼房的全部资金，深圳市没花一分钱，也获利数百万元。

　　这件事对深圳人启发很大。后来他们干脆不搞合作开发，直接将土地出租给外商，用收来的租金搞建设。当时认为“地租”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为了规避舆论和政策禁区，他们改称“土地使用费”。

　　后来，面积仅0.8平方公里的罗湖小区，用1个亿的投资换回了15个亿的回报，为深圳的前期开发准备了资金。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建设特区是一件新鲜事。究竟怎么搞?没有一点经验。有些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事，在当时就是大事。曾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回忆过这么一件事：办特区对外交往中有时要招待外宾吃饭，可由于当时地方基层同志很少接触外国人，按外事纪律规定，请外宾吃饭必须经省长批准。这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就是事实，说明当时搞改革开放，每一步都很难。

　　而对基层干部来说，很多都是新事物，从来没有遇到过。厦门第一个合资企业叫印华地砖厂。当时外商看中了厦门同安的土，但村干部不敢卖给他，说要逐级向上请示。

　　经济特区究竟“特”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人们也并没有系统的认识，只是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9月底至11月，江泽民率团赴六个国家，考察八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为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半年后，1981年5月至6月，谷牧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特区建设的十条政策性意见。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步完善形成更加具体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根据这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经济特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一是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产品主要供出口；二是特区内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三是对于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出入境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和方便，比如所得税税率为15%，比内地低一半；四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有更大的自主权。

　　一些原来在特区工作的领导同志，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还纷纷表示：特区最大的使命就是改革，改革旧体制。在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中，先行先试，创造经验。没有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发展。

　　在改革的大潮中，经济特区出现了很多新事物。

　　继1980年罗湖“用地换钱”后，1983年，宝安开始“以股筹资”。这一年7月，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第一只股票。

　　这一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挂出了一幅石破天惊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年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脱下军装，集体转业，成为特区的建设者，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记录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的著名摄影作品《升》，曾获得1984年第十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金奖。作者周顺斌，当年也是一位基建工程兵，后来成为深圳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还曾担任过深圳摄影学会副会长。

　　周顺斌后来回忆起1981年随部队来到深圳的情景时说：那时条件非常艰苦，老鼠和蛇经常出没营区，早上起来发现枕头下面趴着蛇的事情常有。天气非常热，施工时胶鞋经常粘在钢板上脱不下来。没有塔吊，也没有挖掘机、装载机，基本靠人推肩扛。

　　1983年一声令下，两万多工程兵集体转业，毫无怨言。他们对深圳的付出，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

　　在特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书写传奇的，还有很多外来打工者，郑艳萍就是其中一位。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和几百名年轻姑娘一起，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25年后的2007年，郑艳萍等凯达姐妹登门探视袁庚，这位90岁的老人突然取下帽子说：“我要向你们鞠躬!”随后向第一代打工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意思是感谢她们为特区建设所作的贡献。这一举动令在场的人无比动容。

　　袁庚的鞠躬，是在向特区的早期建设者致敬，也是在向一个伟大的时代致敬。2008年，在深圳宝安，建起了一座“中国劳务工博物馆”。

　　基建工程兵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是特区早期建设者们的一个缩影。为纪念早期建设者的奋斗和奉献，1984年，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立起一座名为“孺子牛”的铜雕。然而，人们更习惯称它为“拓荒牛”。铜雕牛四蹄坚挺、埋头奋进。深圳早期建设者们就像这拓荒牛一样，披荆斩棘，筚路蓝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特区的面貌，在创业者的艰辛奋斗中迅速发生变化。

　　特殊的政策，在深圳创造了很多奇迹，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对于这样一项全新的创举，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一方面是囿于传统观念束缚，对特区新事物不了解、不接受，认为背离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当时特区内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一些人错误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创办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说是“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甚至要求中央取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停办特区。

　　谷牧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曾说过：有的很高的领导就公然在会议上讲，说特区我去看过了，那个地方除了五星红旗还在以外，别的都没有了。有的还说得更难听：想不到啊，搞了多少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据地，短短几天就变了。

　　在一片争论声中，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说要亲自到特区看一看。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先后到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接着又去了一趟上海。每到一处，他都仔细地看，认真地听，却很少发表意见。

　　虽然没有发表意见，但看完深圳的邓小平，心中已经有底了。

　　在珠海，邓小平说话了。他对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他还先后为珠海、深圳、厦门三个特区题词。在为深圳特区补写题词时，他耐人寻味地将日期写成1月26日，这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约请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要增加开放的城市。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4年三四月间，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同时决定开放从辽宁大连到广西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此后，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省成立，海南岛开辟为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开始开发开放。这样就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以创办特区为突破口，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起步并不断深入。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实实在在地不断改善和提高。

　　在深圳与香港之间，有一条界河叫深圳河。隔河相望的有两个村庄：一个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深圳罗芳村，一个是香港的绞寮村。改革开放以前，土肥水美的罗芳村连自己的村民也养活不了，村里有一半人逃到了对岸的绞寮村。创办深圳特区后，从1983年起，逃港的罗芳村人又陆续从对岸回来了。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