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编者按：沈一之，中共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1930年9月出生，湖南湘乡人，革命烈士沈春农、欧阳洛的后人。1948年6月入党，在湖南湘乡、益阳做党的地下工作，其间参加湘中起义。1983年7月到中宣部工作，先后任研究室主任、秘书长。他对家乡湖南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发展，关注家乡党刊事业。日前，他撰写了自己亲身经历一些事件的回忆文章，现予刊发。

参加春元学运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多条战线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同时，在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解放的斗争如火如荼。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争，极大动摇了国统区的政治基础，给国民党和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党中央对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争非常重视，非常支持。毛主席称之为人民革命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当时，我在湖南娄底的湘中名校春元中学读高中。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人。我们沈氏家族的许多亲人都是地下党员，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因此，我从小就从家族亲人中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春元中学在当地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设高中部和初中部，有师生大约1000多人。当时国民党的三青团在学校设了分部，对学生进行政治上的了解、观察和审查。学校的训导主任严寅就是三青团分部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个子矮小，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整天阴沉着脸，一看就是个阴险之人。在这种形势下，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是很困难的。但是那时我很年轻，十七八岁，积极进步，革命热情很高，对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措施敢于揭露和抵制。

　　我们邀约了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瑟劳学社”，作为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的中心。“瑟劳”是英语“水手”的音译。由我担任“瑟劳学社”的社长。

　　在“瑟劳学社”的领导下，我们在校园内举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行，有将近100人参加。举旗帜，刷标语，呼口号，搞得红红火火，很有声势，给了三青团很大的震慑。我们办了壁报，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三青团的文章。我们还组织了演讲比赛，由一些进步同学讲解国内革命形势，动员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受到欢迎，对引导学生追求进步起了很好的作用。

　　参加了“瑟劳学社”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成员，后来许多人都入了党，解放后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骨干。“瑟劳学社”实际上为党培育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当时我因为积极领导和推动春元的学生运动，被严寅盯上了，认为我是个有共产党嫌疑的“危险分子”，于1948年冬被学校开除。我成了一个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流浪青年。实际上，我已于1948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党章的规定，贫苦知识分子入党候补期3个月。1948年9月，我就转为正式党员。因为领导学生运动积极而有成效，我很快就被任命为区委委员，后任区委书记。这是我一生的重要起点。从此，我就在党的领导下一生为党工作。

　　40年后，在一次“瑟劳学社”成员的聚会时，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然热情澎湃，激情满怀。我当时诗兴大发，吟成了一首七律，以表心情：

　　四十年前忆旧游，重逢两鬓忽成秋。

　　弦歌朗朗西阳里，学运汹汹北舍兴。

　　慷慨高歌豪气放，从容细语暖情流。

　　人生最是青春好，回首当年应不羞。

　　这首七律，后来成了春元学子耳熟能详的歌颂春元学运的作品，并张贴在春元校史陈列馆。

参加农村调查

　　1959年，由于自然灾害以及我们工作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全国很多地方出现粮食减产、农民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开始了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毛主席听到了一些反映，但又并不十分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毛主席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他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员、其他工作人员等派回老家去，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如实汇报。当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处当巡视员。1959年3月，我与中组部副部长王甫同志(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和他的秘书王乃娟同志一起出差去湖南，到了湘潭，住在湘潭地委招待所。王甫同志了解到我是湘潭地区湘乡县人，解放前曾在这个地区做过地下党的工作，担任过区委委员、区委书记，也打过游击，他马上说：“一之，给你个任务，你回趟老家，到你的亲人家去看看，到底农村的实际情况怎样。一定要详细的，具体的，你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回来给我汇报。”他当时知道毛主席派身边人员去农村了解真实情况的事，于是学了毛主席的办法给我派了这个任务。

　　当时，我在老家的亲人，只有我的一个姐姐(养母的女儿)沈超辉一家。姐姐是一个贫农，靠几亩薄田过日子。大跃进实行公社化以后，几亩薄田都归生产队，在大食堂吃大锅饭。我姐姐一连生了六个孩子，要养活这么多孩子本来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又是大食堂吃大锅饭，家里就更加困难了。我一进姐姐家的门就感到非常难过，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姐姐和姐夫黄之正看见是弟弟回来了，非常惊喜。我们姐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感情非常好。我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当时工资不算高(十五级)，但是每年我都寄点钱接济她。乡里吃大食堂没法招待我，姐夫就拿了一个小渔网到水田的缺口处(流水口)网小鱼，大约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网到一条几寸长的小鱼，就用家里的红锅子(指没有油的菜锅)煎了给我吃，算是最大的诚意。我不能不吃，那样会伤了亲人的心。但我又实在吃不下去，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我看着姐姐怀里抱着的外甥女，因为吃不饱饭，面有饥色，其他几个孩子也是身体羸弱。当时我看了好心酸啊!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

　　我回到湘潭地委招待所后，向王甫同志作了如实汇报。王甫同志听了后，黯然神伤。过了好一阵子，他才说：“一之，这些真实情况很重要，你赶快写一个材料，如实向中央反映。”于是我就把回乡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详实地写了一份材料。后来，王甫同志告诉我，他把这份材料直接转送给中央了。

　　大约是1959年4月，毛主席可能是从他派出去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中央机关派出去的工作人员等多路反映的真实情况，了解到大跃进、大食堂搞得农民确实很苦。4月29日毛主席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向生产队以上的各级同志发了一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对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扩种面积问题、农业机械问题以及讲真话问题等6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总的精神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农业六条”。这六条出来以后，全党全国都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的形势和面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又一次郑重地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中央苏区他就亲自做过长冈调查、兴国调查。解放后他也曾多次提倡调查。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次他又重提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引起高度重视，形成了全党大搞调查研究的热潮，对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加两个重要会议

　　1978年冬，中央连续召开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先是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然后接着召开了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有幸随同省委负责同志，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的全过程。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两个会议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中央工作会议开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20多天。当时中央本来的想法，是要研究当前的主要任务，主要是经济工作，包括1979年的经济安排。

　　但是会议开了几天，情况发生了突变。在小组会议上，我们党德高望重而又深谋远虑的老领导陈云同志，作了非常重要而又非常震撼人心的发言。他提出应该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被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在关押地河南含冤去世。陈云同志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彭德怀同志也被加上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等罪名。陈云同志还提出要为北平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等等。一共提出了六大问题。发言登在会议简报上，发给与会同志。于是各小组会议都不约而同地讨论陈云同志的发言，大家都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非常热烈。谈到对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的平反，自然就联系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如何看的问题。于是，又提出了批判“两个凡是”等等。这样一来，实际上，会议的内容变了，主题变了，风向也变了。

　　这一变，又引发了许多新的联想和思考。比如：还要不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应该把全党的精力转到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主要抓经济建设上呢?于是又引发了会议的热烈讨论。讨论中，大家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就是不能再这样老搞政治运动了，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朝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有了这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共识，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召开全会的条件和时机成熟了。

　　1978年12月，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心是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实现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要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国外的资本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会议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和里程碑式的意义。许多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又一次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引领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功和辉煌胜利。

　　4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我们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