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鸽总是从战火中腾飞
————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上）

　　一场战争走过了70年。直至今日，怎么评价它的历史功绩都不为过。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新政协会议上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对此，一些国家、一些人是不相信的。

　　1950年10月25日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也使中国人民真正把“站起来”变成了国际公认的铁定现实。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一向狂妄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惊呼：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们打出了国威军威，赢得了辉煌胜利，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这一伟大胜利，彭德怀元帅用诗一样的语言宣示：“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战略决定成败

　　什么决定成败?战略决定成败，而不是其他!

　　我们常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打仗同样如此。战略正确，才会有战役、战斗的伟大胜利。

　　我军当年退出延安，以空间换时间，就是高超的战略运筹，谋的是战略大势。

　　有人现在还在讨论，抗美援朝出兵对不对、值不值。这无疑是太小儿科了。在关乎国家安全利益、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抉择面前，我们必须入局，必须抢占战略高地。

　　涉及朝鲜的问题，注定要有中国因素。

　　如果我们对朝鲜战争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的背后，是大国的博弈，是战略的较量，也是意识形态的对垒。

　　在出兵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战场胜败不是出不出兵的标准，“入局”或“不入局”才是出兵与否的考量。的确如此，不全力以赴投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伟大斗争，怎么能够取得胜利、捍卫尊严?

　　战略思维永远伴随着底线思维。对于出兵的意见，彭德怀同志回应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站起来的中国，再也不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

　　出兵朝鲜，是一次艰难而又高明的决策。毛泽东同志最终拍板，“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统帅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决断之时，因为这种决断关系到战争的进退、成败、胜负，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一军(陆)打三军(陆海空)，小米加步枪打高度机械化部队，手榴弹打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考验的是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这是一个极具战略胆识和气魄的决策，也是一个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伟大奇观的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彰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深化了中苏友好。毛泽东同志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无论如何，作为当时的盟国，中苏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从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开始的。

　　这一战略决策，打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战略实施，最终赢得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战后评价道：“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而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上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兵者，胸怀全局，善谋大势。不仅统帅、战将要具备战略视野，就连普通的志愿军官兵也要有一定的大局意识。志愿军战士喊出“向我开炮”，虽然是个战术动作，却需要战略思维的支撑。

　　战略在透视未来中彰显时代精神的魄力。世易时移，但战略意识必不可少。明天的信息化战争，更加复杂多变，更加需要战略判断，更加需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战斗。

打仗就是打将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将失一令，军破身死。

　　“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

　　战争的“一次性”特点决定了指挥的艰巨性。有军事专家说，战将的指挥艺术约等于总兵力的40%。一定意义上讲，打仗就是打将。

　　战争总是先从排兵布阵开始的。士兵们还没交火，双方指挥员就已经开始运筹帷幄，较上心劲儿了。

　　观军者观将。刚近30岁的雷英夫，提早就预测到美军会从仁川登陆，而且精准到分钟。不仅雷英夫，站在鸭绿江边的邓华、身在朝鲜的柴成文，都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提交了美军从仁川登陆的预测。经过23年浴血奋战而淬炼出的中国战将，其军事素养之高令人叹服。

　　美军五星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战功卓著，目空一切、骄横无比，是美军“一贯正确”的将军。但他对彭德怀不了解、对人民军队的战将不了解，失败就成了必然。

　　第一次、二次、三次战役，志愿军打得可谓完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战将，早已把麦克阿瑟研究透了，摸准了这位指挥员的短板。而美军，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志愿军的指挥员是谁都不知道。

　　抗美援朝战争是彭德怀的“重要作品”，足以让他跨入世界著名军事统帅的行列。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敢与当时“头号”强国军队作战，并将麦克阿瑟打得大败的战区统帅。他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博大的视野胸襟，受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赞誉和尊敬。斯大林曾亲口对彭德怀说：“你是一个创造现代战争史奇迹的人。好比用大刀长矛与来复枪作战。”

　　不可否认，接任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是一个“硬茬”。他是一名具有强烈现代战争意识的指挥官，不仅富有作战经验，而且勤于观察思考。

　　李奇微敏锐地发现，中国军队入朝以来的三次战役，都是在打到第8天就自行停止攻击。他认为这绝非巧合，并据此推断出一个结论：由于中共军队后勤供应方式落后，粮弹补给跟不上，士兵携带的弹药给养只够维持一个礼拜的攻击势头。他称此为中共军队的“肩上后勤”，或“礼拜攻势”。

　　短板被对手尤其是敌方指挥官洞察，那绝对是一场灾难。志愿军第四次、五次战役虽然胜利了，却不是那么酣畅淋漓了。

　　“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战将不会永远胜利，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思总结、及时调整、改进策略，做到“敌变我亦变”。第五次战役过去近一年，彭德怀仍在自我批评，他反省道：除了志愿军装备低劣，后勤运转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自己在第五次战役的决策和指导上，存在不可推诿的过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军事观念落后和战术手段老套，习惯按那些可信手拈来的老经验打仗。一打就是多点突击，两翼包抄，连李奇微都十分熟悉这一套了。

　　后来，彭德怀、陈赓、邓华、解方、吴瑞林、秦基伟等战将及时更新了打法战法，“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阵地战等成为战争指导方针。遂有了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的伟大胜利，真正做到了攻得上、守得住、打得赢。

　　战将的造就和成熟是个非常缓慢、艰辛的历程，如同化茧成蝶、浴火重生，需要长时间的知识准备、品格和精神磨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实施轮番作战，一大批国内战争中赫赫有名的战将走上朝鲜战场，既打败了敌人，也熟悉了现代战争及其指挥决策。这对我军战将认识机械化战争、认识海陆空协同作战，是个不可多得的课堂。

　　军有名将，三军之幸。事实证明，在办公室里、材料堆里养不出战将。铁血将军注定只能在战争对抗中淬炼，只能在生死较量中孕育，只能在战胜对手中诞生。

士兵是最锋利的剑

　　尊严在勇者的剑锋之上。70年前，是那些勇敢的士兵，让我们赢得尊严。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评价长征时说：“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抗美援朝战争，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士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

　　搞不明白中国士兵，搞不明白中国军人为何而战，西方人就永远不会明白，“几十年前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到北京，同样是中国人，使用与西方相比同样劣质的武器，为什么近二百万人的十六国联军会被东方的野蛮人从鸭绿江杀退四百公里，直至被迫丢脸地退出战争”。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化”了的中国军队有关，与充满血性胆魄的中国士兵有关。

　　有好的指挥，也要有好的乐队。精锐士兵永远是将军手中的利剑，而中国士兵当之无愧。由于交战双方装备技术水平的巨大差异，彭德怀手里能够用来弥补这种差距的最有力资源只有一种——英雄的士兵!

　　有人假设，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是由中国士兵和德国参谋组成的。这一假设，充分说明了中国士兵的优秀。

　　志愿军主力团团长范天恩直到暮年还一直记着他的士兵。他有句名言：“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那些士兵。”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无数基层官兵表现出来的忠诚、智慧、担当和无畏，长久地在历史深处闪光。

　　“只要有我们的勇敢，就没有敌人的顽强”，这是杨根思烈士的名言。在小高岭战斗中，他抱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杨根思式”的英雄层出不穷：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毅然扑向敌人火力点，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杨春增，在争夺541高地战斗中，连续打退敌人14次进攻，最后举起一颗手雷扑向敌群；伍先华，在抢占720高地的战斗中，抱起20多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跳进敌人的坑道内……感天动地的英雄之花遍地开放。

　　一人舍命，十人难当。两眼炸瞎的战士王合良背着两腿炸断的副班长薛志高英勇杀敌、冲锋不止。“不上英雄榜，便涂烈士墙。”仅上甘岭一役就有38名勇士与敌人同归于尽。此役，曾有参军3个多月的新战士在战斗十几天后当上连长，因为连队的干部和老战士都伤亡殆尽了。

　　战场上的英雄数不完、说不完。志愿军第24军一个名叫张桃芳的青年战士，渴望杀敌立功，把自己练成神枪手，在32天内用436发子弹毙敌214名，打成了闻名全军的“二级狙击英雄”。19岁的神炮手彭良义，用86发迫击炮弹击毙121个敌人。“孤胆英雄”刘光子，孤身活擒63个英国兵，是志愿军抓俘虏最多的单项纪录保持者。第42军战士关崇贵用轻机枪3个点射打下一架美P-51战斗机，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他在没吃东西的情况下孤身坚守阵地3天2夜，最后只能趴着开枪，腿都站不起来了，战后直接从副班长提升为副连长。这就是朱德元帅所说的，“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

　　这些铁血战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铸就了胜利的基石，也为祖国和军队赢得了无上尊严。

　　“军功最来之不易的部分落在士兵的肩上。”(肖洛霍夫语)两年多的战争中，志愿军共涌现出荣立三等功以上人员302724名，其中特级战斗英雄2位(杨根思、黄继光)，一级战斗英雄51位。这些英雄、楷模、功臣，遍布志愿军的各个部队和各类工作岗位。他们是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是共和国的脊梁，是值得世世代代永远怀念的英雄。

　　毛岸英，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长子，也把生命留在了朝鲜。对毛岸英的牺牲，彭德怀曾评价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从入朝参战到牺牲只有短短的37天，年仅28岁的毛岸英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奖章，但他和成千上万把生命留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在这场“和平与正义”的战争中永垂青史。

　　“哪一座战争的纪念碑不是战士的尸骨垒起来的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据最新统计，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他们中的大部分牺牲时尚不满30岁，正值青春年华。烈士们永远年轻，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周恩来同志常说：“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烈士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树起了榜样，我们唯有秉承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勇做可堪大任的红色传人、时代新人，不断把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和告慰。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才能成为英雄、无愧先辈。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杨连第、许家朋、杨育才、李家发……他们与日月同辉，与青山同在!

政治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战略服从政略，军事服从政治。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

　　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个政治幽灵在徘徊。

　　对我军来说，政治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一个是“大政治”，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是“国之大者”，就是我们常说的“讲政治”，人人都不例外；一个是“小政治”，就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具体到一人一事，这大多是政治工作部门的事，主要是把我军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克敌制胜优势。

　　抗美援朝是军事仗，也是政治仗。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军事上要求缓缓再打，但政治上要求必须接着打。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美英等国要求我们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政治大于一切。我志愿军放弃休整、顶着困难，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打过了三八线。事实证明，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纪律上，我军从来就没有含糊过。

　　具体到抗美援朝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志愿军开展得更是有声有色，“整个部队像一个浇满汽油的干柴垛，一点就着”。

　　战前，针对部队从解放战争骤然转向和平建设，又从和平建设骤然进入临战准备的实际，志愿军政治部注重先抓思想发动，一是突出“必打”教育，讲清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二是进行“敢打”“能打”的教育，提振了广大指战员打败美国侵略军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对朝鲜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等进行宣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这是全体志愿军将士的政治宣言，也是战斗誓言。

　　在33个月的战争中，志愿军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动员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痛苦，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战时政治工作，贵在一个“实”字。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暴露出战前动员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对部队讲有利条件多，讲困难少，部队普遍缺乏持久作战的准备。有的官兵编打油诗：“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后来，彭德怀同志强调：“要注重从敌情、我情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讲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把我军必胜的条件讲得充分些，不要光写口号式的话……”

　　接下来的战斗动员中，志愿军政治部及时将敌我兵力及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如实地宣告部队，组织官兵讨论，引导志愿军官兵把胜利的信心建立在持久作战与吃大苦的思想基础之上。

　　战时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服务保证战斗力。志愿军第20军89师政治委员王直，坚持政治工作不能说空话，保存战斗力才是硬道理。长津湖战役中，部队缴获了美军3000余条军毯，王直果断下令把军毯发到连队，剪成小块给战士包住手和脚。这一爱兵措施，保存了89师的战斗力。此役，第9兵团共伤亡4万余人，其中冻饿伤亡21000余人，每个师冻伤人数平均都在2000人以上，而89师仅冻伤400余人，是兵团冻伤最少的一个师。战役结束后，王直被提拔为26军政治部主任，这也体现了我军在战争实践中考核选拔干部的用人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胜利。今天，我们开展战时政治工作，仍要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中汲取经验，即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定为何而战的信仰；用组织力量凝聚官兵，解决听谁指挥的关键；用积极动员鼓舞官兵，激发敢打必胜的意志；用深入宣传赢得民心，夯实人民战争的基础；用有效方法瓦解敌军，取得攻心夺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