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大局看“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重点

　　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党中央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作出了系统部署，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绘制了新蓝图。只有从两个大局着眼，才能深刻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进而深刻领会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世界经济视野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理解中国经济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壮大起来的。这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加入世界经济的中国，主要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从事低端的加工制造业，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随着中国生产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由低端向中端乃至高端进军，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但是，“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被动地位，主要表现在我们“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上。一方面，中国还没能跻身世界制造业第一方阵，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仍然有许多受制于人的“瓶颈”。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大量出口制造业企业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不强。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极而衰，步入发展下行阶段。由于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在美国，过剩的资本在国内找不到足够的投资机会，转而涌向次级借款人，引发次贷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在欧盟，过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各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引发了欧债危机。危机后紧急推出的救市方案，虽然延缓了危机爆发的时间，但没有办法解决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构性问题。

　　为了重振制造业，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由开放转向保守：一方面，高筑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不受进口商品冲击；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打压，遏制中国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进军。这种逆全球化的倾向，使世界经济体系面临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剧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危机。疫情不仅使国际市场严重萎缩，而且使一些国家的行为发生扭曲。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进行诬蔑抹黑，加紧发动经贸摩擦，甚至企图制造政治、军事对立，以此转嫁国内矛盾，阻挠中国发展。

　　由此可见，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而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期而至，使这一结果加速到来。这也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面临着“两头受制”的风险。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只是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更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跟跑的地位；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使得原先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率先选择了逆全球化的保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只能顺势而为，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新发展格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新发展模式，形成新发展格局。

　　过去“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最多只能支撑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力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它至少会产生四种不利影响。第一，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赚取的利润有限，不足以支撑我们十四亿人口过上更富裕的生活，也不足以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建立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中低端产业的分配结构，不利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这类产业的技术门槛低，主要依靠相对低廉的劳动和资源投入，广大普通劳动者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由此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第三，国家产业体系偏重于中低端领域，高端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使得国内高收入群体的需求转向国外，造成购买力和财富流失。第四，中低端产业的资源消耗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更为严重，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上述不利影响，使得我们过去的发展累积了许多矛盾。例如，在“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下，农村处于输出劳动力、输出资源的不利地位，因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乡村衰落、相对贫困问题。又如，中低端产业的进入门槛低，其过度发展的背后，是一度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债务率高企问题。而这些产业的过度发展，也加剧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十三五”时期，我国着力进行脱贫攻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其实质就是消除“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所累积下来的矛盾，为开创新发展模式卸下“历史包袱”。

　　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我们把“两头在外”发展模式的红利充分享用；另一方面是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把这种模式累积的矛盾基本化解。至此，我们已经到了与这种模式彻底告别的历史节点了，我们不可能继续依靠这种模式去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与人民的新期盼。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生产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将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将庞大的生产能力与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对接起来。同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高端产业的国产化步伐，满足更高水平的需求，并以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同时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重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远景目标的规划，展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完成后，中国经济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而“十四五”规划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学习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十四五”规划，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从而明确未来五年的战略重点。

　　第一，空前加强创新力度。构建国内大循环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连接“断点”，二是打通“堵点”。所谓“断点”，指产业链中不被我国掌握的核心技术，这是我国受制于人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在产业和科技领域遭遇的外部打压，使我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另一方面，要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这两方面目标，都依赖更加强大的创新能力。所以，全会对创新给予空前重视，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第二，着力拓展国内市场。构建国内大循环，要求实现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但我们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堵点”。所谓“堵点”，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面临的各种障碍。这其中，既包括因体制机制障碍而形成的对产品、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阻挠，也包括因收入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对于前者，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后者，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我国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而制约内需启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无力消费，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居民不敢消费。因此，全会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同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两方面同时发力，将释放更多消费潜力，而消费潜力的释放又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大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需要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作为载体，因此，全会对“十四五”时期的城乡区域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一方面，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传统发展模式下，城市化以产业和城市的扩张为核心，人是作为生产要素而处于从属地位；而新发展模式要求以人为核心，让人“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而对于城市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则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另一方面，立足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国情，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四，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当前，中国仍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加速变革的阶段，社会矛盾多发，治理难度加大。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既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本身又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时，针对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对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重经济、轻社会”的取向，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五，更加注重国家安全。过去我国发展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升期，世界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而且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所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失序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回头浪。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与这些国家不仅在产业链上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在增强，在政治理念、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价值观等方面的竞争也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全会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同时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后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此时发生剧烈动荡的可能性增加，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把握，全会才强调要更加重视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可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时刻不忘发展与安全这两件大事。

　　(作者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