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恩格斯的科学态度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那么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有什么样的科学态度呢?对此，晚年恩格斯作出了很好的回答。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共同创始人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以更好地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

　　恩格斯的晚年一般是指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他自己逝世这一时期。在这光辉的12年时间里，恩格斯勇于担当，壮心不已，不仅独自挑起指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重任，整理出版马克思的遗稿，而且在一系列著作、文章和书信中阐发、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工人运动在欧洲和美国取得巨大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政党和组织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大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素不断涌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层出不穷，工人运动内部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时有出现。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如何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引导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成为重大时代课题。通过学习恩格斯晚年的著述，可以看到恩格斯为我们指明了以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不能违背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而正是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些规律不能违背，也违背不了。

　　恩格斯1894年在为《俄国的社会问题》写的跋中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思想相一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时，才有可能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不要死抠个别字眼，而要把握总体联系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在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同时指出：“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

　　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揭示了他研究平均利润率时错误的原因：“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中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中。……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

　　对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研究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

　　1886年11月29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批评了以德国移民为主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缺点：“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针对同一问题，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致信凯利-威士涅维茨基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恩格斯1890年6月5日在致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在致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列宁曾对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基本原理应当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应当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能原封不动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去，而是必须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应当坚定地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同样应当灵活地执行策略。

　　恩格斯1884年2月4日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批评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德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德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引用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名言：“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恩格斯1890年9月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不顾现实条件的冒险主义倾向：“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在同一时期《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也强调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采取合法斗争还是不合法斗争。

　　恩格斯1892年8月30日在致阿德勒的信中指出：“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

　　恩格斯1893年3月14日在致维森的信中说：“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在1894年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恩格斯写道：“至于我所强调的一般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恩格斯1895年3月8日致信费舍，针对删改他给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中有关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的文字提出抗议：“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同年4月3日恩格斯致信拉法格谈到同样的问题：“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

　　列宁曾经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呢?不是的。”革命导师的做法正是生动诠释了基本原理要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和改革的社会

　　恩格斯在谈论有关未来社会的问题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具体如何建设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而不能事先凭空设想。

　　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在致皮斯的信中说：“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在前述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批评了空谈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的争论：“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

　　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在致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恩格斯1891年3月24日在致奥本海姆的信中谈到，如果迅速彻底的经济变革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到那时，首先要采取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么的。”

　　1892年2月6日，恩格斯针对博维奥批评他没有明确说出未来的工人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撰文作答：“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这一经济革命将怎样进行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时声明：“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

　　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致信纽文胡斯，这样回答他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立法措施的问题：“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

　　我们注意到，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或者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方面强调不应空洞设想未来社会的细节，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改革的社会。正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对照恩格斯晚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定地走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正确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加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