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

1953年夏，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暑假回花明楼前，到中南海看望刘少奇。刘少奇提出要求，让刘正山回乡后，想办法在花明楼为他物色几位既是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翻身农民，作为他的农民通讯员，请他们经常收集农业、农村、农民情况，反映农村生产、生活和干部作风情况，以便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刘正山回到花明楼后不久，刘主席要找农民通讯员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似地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大家奔走相告、踊跃报名，人人都打心眼里感激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关怀。经过层层严格的比较筛选，最后公选出了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4个人，作为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9月，刘少奇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通讯员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到电报后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9月下旬，4位农民通讯员一到北京，就有一名中办工作人员来通报：“少奇同志请你们现在就去中南海。”

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几位农民通讯员，主动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把客人请进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几只书柜、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装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刘少奇与4位农民通讯员从故乡的人和事谈起，逐渐打开了话匣子。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挨个地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随后，刘少奇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

农民通讯员成敬常把根据大家意见整理的一份反映土改后情况的材料送请刘少奇过目。刘少奇接过材料，认真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几位到北京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怎么样经常保持通信联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一到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情况，应该不难吧!”

成敬常粗通文墨，写信不成问题，于是自告奋勇地说：“我肚子里墨水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得过去。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他们几个负责收集意见、了解情况，寄给刘主席的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大家齐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4人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在离京返乡前，刘少奇赠送了一本《新华字典》给成敬常，希望能提高他的识字写作能力，做有文化的农民通讯员。回到家里后，成敬常和他的伙伴们忠实履行农民通讯员的职责，坚持每年写两封信向刘少奇汇报当地农村真实情况。

1961年，刘少奇回到家乡开展调查研究。他戴着草帽，脚穿布鞋，走进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他专门去看望成敬常。此时，成敬常已经得了水肿病，刘少奇差点认不出他了。他首先询问了成敬常的身体情况，随后话题说到通信的事上，刘少奇问：“为什么这两年没有收到你们寄来的信?”成敬常回答：“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但不见回信，所以没写了。”刘少奇很诧异：“写信来了?我怎么没有收到。”成敬常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确实写信汇报了，乡里乡亲不会说假话。”刘少奇思考了一下，回头嘱咐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要保护人民的通信自由。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并感慨地说：“看来，我作为国家主席都没有通信自由了，何况群众呢?”

后来，经过工作人员到邮局查询，原来某些基层干部担心“家丑外扬”，擅自将农民通讯员寄给刘少奇的信扣压了，没有发出去。刘少奇了解情况后，郑重地对当地干部说：“群众给我写信，并不是要捣你们公社、大队的蛋，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我还想继续和他们保持通信联系，要求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好不好，请公社、大队再不要扣我的信了。”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查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绝对不能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