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⑩】土改翻身
——得翻身废除土地剥削制 兴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1990年1月，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的文章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是由于党领导群众求得解放，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13年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推倒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拥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习近平同志特别关注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其背后，传达的是如何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殷殷之情，和如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深切思考。

1950年5月2日，刘少奇给七姐刘少怡写了一封家书。刘少怡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此前专门托人写信，向弟弟“诉苦”。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1950年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姐姐家像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这首解放前在苏南流行的歌谣，生动反映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下农民的悲惨生活。

1930年5月，毛泽东曾在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作过一次农村调查。他发现，除40%的公田外，包括富农和中农在内的90%以上的农民，总共占有30%的田地，而3.445%的大、中、小地主占有土地则和他们一样多。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的调查，1937年，山东莒南地区的3区11村，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31倍，是雇农的133倍。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地主对农民进行阶级压迫的根源。

1951年春天，社会学家潘光旦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家乡作土改调查。他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如实记载了吴江、常熟、无锡等地地主恶霸迫害农民的种种情况。他写道：“苏南农民在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下”“不但活不了命，而且死也死得很悲惨。”

而土地改革就是要解放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拥有的土地所有制，从而完成民主革命反封建的基本任务。

近代以来，很多人都意识到土地对于革命的意义。孙中山提出过“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主张，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法规，并进行过多次改革尝试。浙江被认为是国民党在大陆推行土改“颇有成果”的一个省份。1927年，浙江省宣布执行“二五减租”，遭到城乡地主群起反对。天台、遂安、武义等县甚至发生了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因推进减租而被打、被杀的事件。第二年，这些地主豪绅乘政府为修建杭江铁路，准备预征田赋的机会，向政府施压。他们叫嚣：“如不取消‘二五减租’，明年起将不缴田赋。”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惹不起这些地主豪强，1929年4月，果然通过了“暂行取消减租”的决议。一场土改就此偃旗息鼓。

后来被称为“台湾土地改革之父”的肖铮，曾参与过国民党在大陆的土改。1948年，他终于认识到国民党“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其实，蒋介石已经说得很直白：“如果我们从地主手里拿走土地，赶走共产党岂不多此一举?”

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主张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广大中间势力的认同。梁漱溟，24岁被特聘任教北大哲学系，后辞去教职在各地农村办学和考察。在他的心中，办农业学校，搞“乡村建设”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

1938年，梁漱溟来到了延安，和毛泽东谈了八个晚上。在“中国还有没有救”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近乎绝望的梁漱溟。但在中国农村问题上，究竟该用革命手段实行土地改革，还是用改良办法去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耕作技术，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笑着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毛梁争论的答案，八年后就逐渐浮现出来了。

1946年，广大解放区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非常强烈。各个解放区在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已经先后进行了一些土地改革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需要及时调整抗战以来所实行的减租减息的政策。

1961年上映了一部电影《暴风骤雨》，片头真实再现了1946年土改工作队来到东北农村的场面。他们肩负着一个新的使命，那就是在解放区落实中共中央在这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

毛泽东说：“国民党比我们有许多长处，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会议决定将抗战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

1946年夏天的东北解放区，大约1.2万名共产党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队，他们“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奔赴黑土地的广大农村。

华北解放区也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农民曹永明，是当时土改的亲历者。土改前他们家无房无地，只能给地主家当长工，即使他们干活实诚，可得到的报酬根本不够吃饭，随时都可能饿死。土改后，他们家分的是地主“韩老五”的东西，共分了三亩葡萄地，三亩河滩地，三间正房，三间南房，还分了一匹大马，感觉一下子成了富人。

1946年7月，作家丁玲报名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她在温泉屯住了18天，结识了曹永明，并把他的故事写进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曹永明就是小说里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的原型。

1947年4月，在《五四指示》发出近一年的时候，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途经山西，一路上看到晋西北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和艰难之中，内心深受触动。

他立刻给晋绥军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

刘少奇感到问题的严重，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会引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他开始思考要采取更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从而更大力度地去解决农民的赤贫问题。

为了解决新问题，三个月后，刘少奇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西边的一条小河沟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来自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和军队的代表共10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与《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更为彻底。它不但肯定和发展了《五四指示》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把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喊了几十年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变成了现实。

一位叫韩丁的美国人曾这样评论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1948年，韩丁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担任英文教员。当听说学校将在这年二月组成土改工作队去农村时，他立刻找到校长范文澜，提出了参加土改的请求。他想见证“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伟大时刻”。不久，韩丁作为土改工作队观察员来到了山西潞城县张庄。

在后来根据张庄土改经历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韩丁描述了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以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

不过，细心的韩丁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出现了错划阶级、侵犯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一部分民族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的现象。“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

相似的情况在西北也有发生。1947年11月1日，习仲勋参加了西北局边区干部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有人主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人喊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这些“左”的倾向，引发了习仲勋的深入思考。会议结束后，他决定亲自到各地去看看。

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连开明绅士安文钦也被“扫地出门”。

习仲勋心事重重，在杨家沟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将自己的调查研究做了汇报。

会后，1948年1、2月间，习仲勋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三个报告：《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和《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痛陈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的危害，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这些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习仲勋的三封电报作为指导文件被转发到各解放区。经过反复讨论，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土地改革总路线做出了更完整准确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共中央坚决地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到1948年秋季，大约1亿左右的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3.7亿亩土地。

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士评论报》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预言：“(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这个预言是敏锐的。土地改革，使得亿万翻身农民迸发出了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成为广大新区土改的法律依据。

1951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反映新区农民翻身喜悦的照片：

湖南省岳阳县第一区麻塘乡农民易振家高兴地领到了土地证。他们全家分得了“五斗四升的土地”；

四川崇宁县二区万寿乡世代无地的佃农杨祥辉分得了押米，他在小推车上插上了“千年古树开了花，押米推回家”的旗子；

苏南常熟大义乡63岁的贫农顾毛根，也在土改中分得了一头耕牛和二亩半土地。

新区的农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们要把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写信告诉毛主席。1951年5月16日，四川什邡县回澜乡谭本光、廖俊华、张方贵等7位农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过去在地主恶霸的压迫下受过的痛苦，用尽长江的水也写不完。”“眼看这辈子活不住了，却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我们想起这些，就欢喜得流出眼泪。”

新区土改进行得异常顺利。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解放的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三年中，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此时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

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国家统计局曾在1954年对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是：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粮棉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棉花在1951年就超过了解放以前(即1936年)最高的年产量，粮食亦在1952年超过了解放以前最高的年产量。

1951年8月30日，梁漱溟从四川考察完土改回到北京。4天后，迫不及待的梁漱溟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对于13年前延安窑洞里的那场争论，梁漱溟此刻已经有了答案。他对毛泽东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

一个月后，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心悦诚服地表示，自己从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肤浅了。”“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来，每一农民是一块基石。”“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