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
————直面难题转移工作重点 解放思想扬起改革风帆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出标志。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京西宾馆，见证了实现这次历史转折的许多细节。

这是一幢1964年建成的苏式建筑。许多年过去了，京西宾馆的会议室大都经过改造和翻修，唯独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室仍保留建成时的原样，没有改造和翻修过。

41年前，那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就是在这间会议室开启的。京西宾馆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1978年11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要他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人员，去京西宾馆报到，负责编写会议简报。

胡丹后来回忆说，我带着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报到。按当时的规定，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每天1斤粮票。没想到，原定会期20天的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开了36天。我不得不中途又回家去取了粮票。

会期延长，是因为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11月10日会议开幕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一下结束大规模揭批“四人帮”运动，以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后主要讨论农业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提出来的。

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的政治动乱宣告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温饱问题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中国人。

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干事张国谦，在1978年6月2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舒心的话：“昨还科长40元，在部队的账终于还清。”

张国谦每个月有52元的工资，在那时候并不低。可是妻子工作的厂子常常发不出工资，农村老家父母需要接济，他的日子紧巴巴的，经常靠借钱过日子。

张国谦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战友荣立了二等功，他去祝贺，不料战友却叹口气说，这二等功要是两百元钱就好了。原来，战友正在为春节探亲的路费犯愁，四处借钱。

老百姓的生活，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反映。

重庆钢铁厂有两台清朝末年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钢铁厂时，看到这两台100多年前生产的设备，居然还在使用。日本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我们应当下决心干了。我单独给小平同志去汇报。小平同志说，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要抓紧，行动起来。

为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先后去了广东、四川、东北，“点了三把火”。他走一路，说一路，反复讲的就是两个问题，实事求是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他说：政治运动搞得过久，人们就厌倦了。正确的政治领导，归根到底，应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面，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上面。他甚至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邓小平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认可。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的黄新廷说：那个时候，假如不转移，人民受不住了，我们经济会更加困难，我们党讲话就没有力量。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说：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不转就要垮台。

因为对工作重心转移已经大体上获得共识，1978年11月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安排了两三天的时间讨论。

前两天的讨论，波澜不惊。按既定议程，11月12日，是讨论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的最后一天。

恰恰就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一向谨言慎行、话语不多的陈云，在东北组讨论时放了“炮”。

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后来又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说：陈云同志说，他完全赞成中央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大事。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他们对能否安定团结有顾虑，主要是因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陈云同志一口气提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等6个问题。

当时参加会议的二炮政委陈鹤桥回忆说：陈云同志的发言，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积存于心中多时，想说却一时不敢说的话。

想说而不敢说，是因为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话题。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那欢庆的锣鼓，宣告了10年动乱的结束，却没能送走人们心头的禁锢和沉重。向前涌动的历史潮流，还面临重重阻碍。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两个凡是”。

一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依然还有这样的语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让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错误而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二是为1976年清明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李冬民和十几位青年，在长安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拟定了几条标语，一条是要求公布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一条是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张大字报被判定为一桩反革命事件。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甚至还发生了陈云的发言不让登简报的事。原因就是陈云的发言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这次历史转折，从一开始就前行在荆棘之中。但承载着党心民心的时代潮流，凭借蓄势已久的推力，在1978年终于滚滚向前了。

这一次，陈云的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

陈云发言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代表们的意见，像冲破了闸门的潮水，喷涌而出。“文化大革命”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提出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底对不对的问题提出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更是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会场内惊雷阵阵，会场外也不平静。

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震撼国内外的重大消息：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当时担任新华社国内政治组组长的刘回年后来回忆了这条消息的编发原委。他说：“11月14日，北京分社国内政治组送来一条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新闻稿。稿件很长，内容较多，有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有北京市委对全市工作的部署，也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北京分社的稿子，是经北京市委审定的。我看了后觉得不好办，讲的内容太多，要讲的问题含含糊糊。于是，我便与政治组的同志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改为一稿两发，专门发一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因为事关重大，我拿着稿子去请示穆青同志，得到穆青同志的支持。”

就在新华社播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的同时，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上演。话剧讲述的是，1976年，一名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青年，遭到“四人帮”一伙的通缉，负责追捕任务的公安人员，就是这名青年多年的恋人。一场生死斗争就这样在一对恋人之间展开了。

话剧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上演后，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

《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后来回忆说：“当时说演4场，卖票，第二天的上午10点卖票的，头天下午3点开始排队。11月的十几号，北京多冷啊，那天已经很冷了，那么多人人山人海挤在那里排队买票。”

按照议程，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在11月13日转入讨论农业问题，但大家的发言却紧紧围绕陈云提出的问题而展开，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

在11月26日、27日的讨论中，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提出来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也摆到了会议上。

实际上，早在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感觉到有问题。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朱佳木回忆说：我当时看了这篇社论，觉得“两个凡是”有点问题，于是，就拿着社论去找邓力群。邓力群看了社论后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很快，邓力群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震，接着，王震又找邓小平反映。

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两个凡是”的提法，引出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修改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

当时任新华社国内政治组组长的刘回年后来回忆说：按惯例，新华社要转发这类社论和文章，一般都有上面打招呼，但当时我们没有接到上面要转发的指示，谁也不吭气。编辑部议论很多，到底要不要转发，拿不准。我就拿着报纸去找曾涛同志请示。曾涛同志说，他正在和社领导班子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新华社决定全文转发。这在当时是冒了风险，顶着压力的。

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000多字，锋芒直指“两个凡是”。一经发表，迅速在全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直接影响了党的基层工作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

1978年秋冬之际，担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正在为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发愁。尽管他支持农民土地承包，但怎样说服其他干部呢?我们找到了当年菏泽地委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录音，其中记录了周振兴的原话。他说：

“最近，在全党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不知道同志们注意了没有，真理的标准问题，有人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人说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对的。你说这政策是好的，群众不欢迎，它能是好的?你说这政策是资本主义的，是错的，广大群众听了很高兴，愿意按这个办，如果你规定的这个政策限制了生产力发展，那么你这项政策就是错误的，我们菏泽地区农业产量为什么老上不去呢?所以我们建议不妨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

历史转折关头，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讨论，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决定中国应该往前走的思想解放运动。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很快遭遇了阻止和压制。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指责说，这是“砍旗”。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作了结论。会上，大家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纷纷发言。

有的同志发言说：从讨论的情况看，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说：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的同志甚至指名道姓地对某些中央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就“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两个凡是”的提法过于绝对，是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承担”。

惊心动魄的场面，总是给后人留下不可再现的遗憾。如今，我们只能从当年的这些简报和照片里，去体会41年前历史转折关头的气氛了。

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

对这次会议应该作怎样的总结呢?应该怎样引导人们面对未来呢?

华国锋宣布，会后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叶剑英讲了三点意见：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班子；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人大常委会要尽快担负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会议结束20多年后，人们偶然发现了邓小平亲笔写下的一个讲话提纲。3张16开的白纸，400字左右。在邓小平的工作习惯中，他一向很少动笔写讲话提纲，写这样长的提纲更为少见。仅此一点，足以看出这次讲话在邓小平心中非同寻常的分量。

依据这份提纲，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改革，随即成为了历史新时期的一个主题词。

1978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落下帷幕。此时，距会议开幕已整整36天。一次本来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这样开成了一次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会议。

热闹了36天的京西宾馆，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但它又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整个中国也彷佛在等待着什么。

3天后的1978年12月18日，北京的市民等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人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一天联系起来，但置身于银装素裹的世界，却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乐观。

这一天，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一位技术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上午，检查团没有来，大家围着炉子聊了一会儿天，因为安排政治学习，妈妈托二叔来信，说弟弟二林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家想要一块手表，二林今年不安分，老想干别的，工分不高，其实就是想让我出点钱垫上。90块钱，西安产的延安牌，下午发煤火费两元五角钱。”

这一天，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记忆中，却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被称为“新时期遵义会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了。

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这次会议只开了5天，出奇的顺利。从留下来的不多的会议影视资料中，我们发现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会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花絮，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举手是每一次会议都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这一次的举手却非同寻常，他们举起来的，是一个即将腾飞的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从此，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闭幕式的主席台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脸上，表情是严肃认真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转折以后的日子，任重而道远。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一个新的节气到来了。

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当时也许并不知道京西宾馆的这个会议，对中国和世界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他们并不缺少对中国政治新动向的敏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3天，颇有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它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和刚刚打开改革开放大门的中国，打头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梦想家》。他们的评述是：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