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回归
————港澳回归实现百年团圆梦 一国两制唱响祖国统一歌

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牢牢坚持这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

1997年6月30日晚，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香港会展中心。23时42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英国方面的代表是查尔斯王子。他在演讲中说：“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将在一刻之间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和延续。仪式标志着香港在英国管治150多年后，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而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讲话，则带着自豪、凝重和深情。他说：“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交接仪式结束后，查尔斯王子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随即登上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了维多利亚港，逐渐消失在深夜的海风中。

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职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讲中说：“这是一个崇高而庄严的时刻：1997年7月1日。香港，经历了156年的漫漫长路，终于重新跨进祖国温暖的家门。”

为了迎来这一刻，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已经等待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面积占今天整个香港面积92%的新界，自当年7月1日起，到1997年6月30日，租期99年。

美丽的东方之珠，从此笼罩在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同一天，远在2000公里外的香港培侨学校，也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据全国人大原香港特区代表吴康民回忆，那个时候香港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在中央政府宣布了国旗样式后，他和学校里的同学们就拿着这个样式，赶忙到街上找裁缝铺，好在一晚就做好了。到了10月1日正日，在学校里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100多年来，香港人民一直心系祖国，为了回归祖国不懈奋斗。远的不说，就说60多年前就发生过香港大量爱国团体、爱国人士遭到港英政府镇压，造成多起警民冲突的事。如40年前的中文运动、保钓运动、“关社认祖”等一连串的社会运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都踊跃参加。

1949年秋天，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抵达了深圳河北岸。然而，率队的第四野战军44军政委吴富善，却没有挥手让部队跨过河去。他手持望远镜，朝对岸的香港凝望许久，转身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于我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但却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澳门，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74年毛泽东、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希思的时候，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香港将在1997年以平稳交接的方式归还中国。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离1997年还有不到20年时间。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也摆到了面前。1982年9月，人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

撒切尔夫人宣称：“只有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才能使投资者放心，香港的繁荣也才能继续保持。”她表示：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管理达成一项能让香港人和投资者放心的协议，并且还能得到英国议会同意的话，那么她就可以考虑移交主权的问题。

然而这位“铁娘子”没想到，她碰到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是否能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实现国家统一？邓小平不断地思索。1983年6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华人学者杨力宇时，详细阐发了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办法。1984年6月22日、23日，他又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的时候，明确了以“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构想。

什么叫“一国两制”？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一个国家里面，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高度自治。“一国”，就是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没有妥协让步的余地。“两制”，就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

“一国两制”的办法，首先用在了解决香港问题上。经过22轮会谈，中英两国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英国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回归后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并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区基本法作出规定。

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工作，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香港回归从此进入了“后过渡期”。

实现香港政权平稳过渡，是香港同胞和全体中国人的愿望，也是英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然而，正是在这个“后过渡期”，波澜丛生。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英国当局错误地认为中国很快就要崩溃了，于是，他们不愿意信守承诺，开始做文章了。

有两件事情，江泽民特别提到过，说这是英国人打出来的两张牌。第一张牌，就是所谓民主牌。

英国人统治香港100多年，从来没有实行过像英国本土那样所谓的民主，而是由英国委派总督，将权力集中于港督一身。香港的立法局只是个咨询机构，不由选举产生，也没有实际权力。

在香港将要归还中国的时候，英国人忽然关心起香港的民主来，要在香港大力推行代议制。本来中英双方对于香港政权平稳过渡是有协议的，但英方决意要把它抛在一边。

1989年12月，撒切尔夫人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以所谓尊重香港民意为借口，要求中方同意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的直选议席。

英方的目的就是要赶在1997年前，香港很大一部分立法局议员甚至全体议员，就要通过直选产生，这样可以利用“高度自治”，把回归后的香港变成一个实质上“独立的政治实体”，实现在1997年后对香港进行实际操控的目的。

对这样一个公然违反基本法的要求，中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英国方面仍不甘心。1992年7月，英国任命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这位末代港督不仅没有给香港带来什么稳定安康，反而在香港回归前的最后几年里，掀起了一场香港政改风浪。他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公布了一个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案，大幅增加直选议席。

本来，全国人大在通过基本法的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果符合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即可成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被称为“直通车”安排。由于港英当局严重破坏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平稳过渡原则，中方不得不宣布，原来的“直通车”方案作废。

英国打出来的第二张牌，就是1990年港英政府不与中方商量，突然单方面提出一个“玫瑰园计划”，要建香港新机场。

由于启德机场早已不胜负荷，香港当时确实有建一个新机场的实际需要。问题是，港英政府不与中方协商，自行确定这个跨越1997的庞大计划，其实际用意，是要留一个大大的烂摊子给未来的特区政府。

按“玫瑰园计划”，花1270亿港元巨资、20年时间来建一个新机场，到1997年，扣除“玫瑰园计划”的巨额投入，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将只有区区50亿港元，外加沉重的债务。建新机场，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用江泽民的话说，这不等于是“你请客，我付钱”吗？

不过，这个想让特区政府背着债务喝西北风的计划，有个先天不足。因为投资新机场建设的大部分贷款，都将在1997年以后偿还，这就必须由中国政府予以担保，否则从银行是借不到钱的。

英国方面不得不来找中方商谈。双方经过一番谈判磋商，终于就新机场建设达成协议。1991年9月3日，中国总理李鹏同英国首相梅杰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谅解备忘录。

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直通车”过渡安排作废以后，中方下决心“以我为主，另起炉灶”，于1996年3月正式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

钟士元老先生，曾经是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是在港华人最高职位。当英国人宣布不再谋求1997年后在香港的管理权时，他曾为此十分忧虑，去了伦敦，又去北京。他的普通话很不熟练，但还是很努力地为香港人“请命”。结果，他“请”来邓小平一句话：我完全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难道非得英国人来管吗？

香港特区筹委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钟士元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香港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政策。还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专门到各国去解释中国对香港的政策。

据当时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回忆，有一次他们到美国国会找一些议员谈，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将来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这些议员听了都很吃惊，不相信是真的。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1996年11月2日，由400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立，开始进行特区行政长官的推选工作。对于特首候选人，中央只提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要“爱国爱港”。

1996年12月16日，经国务院任命，董建华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

1997年6月28日，天气晴朗，在位于坚尼地道28号的旧英童学校的一座百年小楼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轻松地进行了这个机构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双方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档案移交的纪要》和《关于香港政府资产和负债交接安排问题的会议纪要》。英国人终于交出了账本。中国中央政府将代管这些账本，在1997年7月1日那一天交到特区政府手中。

依据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进驻香港，负责香港防务。

驻港部队的第一批先遣部队，一共40人，在1997年4月21日，第一次踏上香港这块祖国的领土。为了这个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深圳河北岸等了48年。

1997年6月30日深夜，就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举行的同时，中英两国军队也进行了防务交接仪式。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驻港英军乘船离开了香港。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7月1日1时30分，中国香港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举行。在宣誓的队伍中，我们又看见了钟士元的身影。由于勤奋练习誓词，他的普通话现在有了很大进步。他被董建华任命为特区行政会议成员，7月1日后成为行政会议召集人。

从1997年7月1日起，已改变身份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领取特区政府签发的中国香港特区护照了。香港特区护照，封面为深蓝色软皮，烫金国徽图案，内页采用万里长城图案水印，紫荆花放射性图案。可以说是精心设计，制作精良，很多人都说，这是世界上最靓的护照！

然而，正当人们还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庆气氛中，第二天，泰铢突然大幅贬值，很快，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大约从1997年10月下旬开始，国际金融大鳄登陆香港，开始攻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一路狂泻，到了1998年六七月间，猛跌到了6000多点。

但是，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果断回击，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大量吸纳港币，稳定汇率市场。这样经过几番“肉搏”，大战了一个月以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落荒而逃。

香港经受住了金融风暴的考验，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举行。澳门也依据“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回归祖国怀抱。

在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两岸开始破冰，并不断加强往来和交流。

1992年，经过海协会、海基会协商谈判，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表达的方式认同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习近平在这次会面中指出：“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

回归后的香港，依然是风韵迷人的“东方之珠”。回归后的澳门，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经历过种种艰难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还有非典等等。但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既背靠内地，又高度自治。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人民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

一些曾经在1997年前移民海外的香港市民，在九七香港回归后，又纷纷回流。他们感慨说，当年移民是因为对回归后的香港前景没有信心，返港后觉得回归后的环境比想象中好多了。现在移民比以前少得多了。

20多年来，普通香港市民也得到了很多实惠。主要是香港和内地联系更紧了，你来我去的越来越方便了。特别是签订了CEPA和十个补充协议，开放大陆客自由行，等等，都增加了香港市民找工作、多挣钱的机会。

到了2012年香港回归15年的时候，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就从1997年的590亿美元，增长到了2947亿美元，增长了4倍。香港的财政官员都说，即使香港没有任何进账，这笔钱也能维持政府运转一年半时间。

澳门回归15年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1999年澳门回归那年GDP是472.87亿澳元，15年后增长到4134.7澳元，增长了近7倍；人均GDP从1.38万美元，增长到8.7万美元，增长了5倍多，成了亚洲第二、世界第四；特区政府财政储备从130亿澳元，增长到5000亿澳元，增长了将近40倍。澳门居民的养老金从每月1150澳元增长到7000澳元，增长了5倍。

许多澳门市民都感到，澳门回归以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快。现在20多年过去了，市民生活提高了很多，幸福感很强。而澳门特区的方方面面，都是真正按照“一国两制”来办的，所以才能做到这些。一位澳门市民由衷地说：这是澳门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