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下）

一边是乡村，一边是城市

如果说风尚是社会的表情，那么，一个社会的秩序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则犹如它的体貌。

新中国成立时拥有5.5亿人口，到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增长到9.3亿，至今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才能整合好如此巨量人口的社会，实现稳定运转和有序发展，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中国要向工业化目标迈进，而现状却是城市化率太低，从5亿多人口增长到9亿多人口，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这似乎是中国工业化积累所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通常有一个农业人口急速转化为城镇人口的阶段，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而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却有明显的不同。

1958年以前，人口可以自由迁徙，农民可以因城镇招工或投亲靠友，迁徙到城镇。1956年开始工业化建设高潮后，各企业单位从农民中大量招收职工，农民迅猛流向城镇，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对城市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用品特别是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冲击，影响社会稳定。中央不得不出台政策予以解决。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正式通过《户口登记条例》，开始控制人口流动，实施户籍管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城里特定单位招收职工（随着城里自身劳动人口的增长，从农民中直接招收职工越来越少），或考取大学、中专的年轻人、部队营级以上军官在农村的家属，可以转为城镇户口，除此之外，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又称非农业户口）非常困难。比如，丈夫是城镇户口，妻子是农村户口，那么妻子几乎是无法因婚姻关系转为城镇户口的，而子女户口按规定一律随母。

这样的户口制度，最终将几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格局，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与户口管理制度相应的是一整套社会治理方式。

在广大农村，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一步步地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最后形成为5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下面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农民的正式身份叫公社社员。

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劳动生产方式大体由生产队队长派活，社员们集体出工。每个社员，采用工分计算劳动量，俗称“挣工分”。工分的多少，按照劳动强度、出工时间和技能要求来计算。一般说来，如果青壮年每天挣10个工分的话，年龄大的或妇女每天大体挣8个工分。社员们生产出来的粮食，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卖给国家。国家收购之外的粮食，便根据每年参加劳动所挣得的工分多少，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交公粮”换得的钱，也按农民所挣工分多少分配。一些特殊人群，如孤寡老人或孤儿，则由生产队负责生活供给。

此外，每家农户拥有不大的自留地，根据需要自行种植农作物，收获归己。有条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有农作物加工作坊这样一些小型企业，或集体种养一些农副产品，社员可从中分得一些钱物。一般家庭还自养一些生猪家禽，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可改善一下生活。养得多的或舍不得吃的，可以拿到每三天或五天一次的集市上出卖，再换回点自家需要的日用品，俗称“赶集”。总的来说，农民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

中国农村当时还面临一个很大难题，就是农村社员的医疗保障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缺医少药、政府卫生部门还不能向农村基层投放更多医药卫生力量的情况下，1955年，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由农村社员、医务人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同出资，建起了卫生保健站。这就开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先河。随后，各地农村相继办起了类似性质的合作医疗社、医疗卫生保健站等。

1958年以后，在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建立由政府部门主管的公社卫生院，国家财政以经费补助的方式，支持公社卫生院管理合作医疗基金，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1965年起，随着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国家的医疗资源开始向农村倾斜，农村合作医疗遂成为具有农民集体福利性质的普遍制度。据1977年年底的数据，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人口覆盖85%以上，拥有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但是，农村医务人员还是紧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巡回医疗制度，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分批巡回下乡为农民看病，并帮助培训农村医务人员。

最有创意的是，在中国农村还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这是在农村合作医疗推广中形成的一个农村卫生员群体。他们接受过短期医疗卫生培训，但无固定工资，也没有纳入国家正式医务工作者编制，实际上是半农半医，往往还要到田地里劳作，故被称为“赤脚医生”。据1977年年底的统计数据，全国赤脚医生达150多万人。

就这样，中国几亿农民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这一重大成就，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范例”或“中国模式”。

和农村相比，城市的社会治理方式则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的城市，分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各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以及相当于地区级别的城市。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群主要居住在这些地方。县级政府所在的城关区，公社机构所在的集镇，也居住着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群。于是，城市户口有时也叫城镇户口。中国的城市化，今天也叫作城镇化。此外，在军队里，士兵拥有的叫军人户口，服役期满后，一般都复员回到原籍，来自农村的依然是农村户口，来自城镇的恢复城镇户口。军官及其家属，一般拥有城镇户口。

从就业情况看，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主要是在党政机关，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机构，工矿、商贸、交通等企业部门工作的职工及其家属。一个个党政机关、事业机构和企业部门，俗称单位。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一般来说都由自己就业的单位来管理。一些没有就业或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则直接归街道办事处管理。在单位工作的人，相应地拥有干部、工人或知识分子等身份标识。

干部被划分为军队、文教、工业、财贸、政法等九类，按照自己的级别，在单位领取固定工资。有职称的知识分子（诸如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则根据职称级别领取工资。工人根据工种、技术、强度等分成各类各级，从一级工到八级工，享受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人又分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后一种企业的待遇要差一些。

在整个国家物资匮乏条件下，有城市户口的人，其生活必需品大都凭定额票证购买，诸如粮票、布票、油票。如果拥有一份正式工作，一般还能享有公费医疗、退休保障等权利。政府向城市职工提供的是一种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和宽覆盖、低标准的基本福利保障。这些基本保障，可以说是“生老病死”无所不包。级别高、规模大的单位还向职工提供简单的住房，有职工子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还有职工食堂、医院、文化体育场馆等服务设施。

单位通过包揽职工的一切，自然承接了社会管理的职能。每个单位就像一个小社会，又像一个大家庭，职工对自己的单位具有较深的依托感。“有困难找单位”，是那个时期中国城里人很自然的观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速普遍较快，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也处于增长趋势，但由于严格的城乡分割，各行其制，相应减缓了城市化的步伐。

这或许是当时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又有着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口，生产力落后，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状态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有句俗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又说：“无粮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安全，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安全，生产更多的粮食，让人们吃饱饭，很长时间都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短时间内创造不出足够的就业岗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在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农村确实能够也不得不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结果是，进入19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两次城镇人口向农村的逆向流动。

一次是在1962年。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果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数量，让他们回乡参加农业劳动。这次精减，使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

一次是从1960年代末持续到1970年代末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面积的“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造成大量中学毕业生积压，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就有1100万人。城市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就业人口，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9年，全国共有1467万名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到边远的国营农场落户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跨越了城市和农村，也跨越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总的看来，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治理方式，属于在有限的财力物力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治理方式，在当时维护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避免了当年拉美国家或西亚一些石油输出国，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的现象。这种现象，至今仍是一些国家难以治理的城市疮疤。

那个年代的“精气神”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在回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时，比较普遍的印象是，物资匮乏，但精气神还可以。所谓精气神，主要指在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道德风尚。党的正式文件中的表述，叫作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对这种风尚，在许多人那里，最容易跳到脑子里的，是那些热火朝天、群情激昂的集体劳动场面。或者在生产队的麦地稻田里，或者在工厂的车间矿洞里，或者在修建水库水渠的大坝上，诗人们形容那是劳动人民在“战天斗地”。说那时的中国社会有一种“集体崇拜”，还有一种“劳动崇拜”，也不为过。

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英雄”。毛泽东在一首有名的诗中写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诗虽为诗人的浪漫主义感受，确也反映出那时的一些真实景象，即时代的英雄是劳动者。他们的精气神的核心内容，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59年9月6日，中国东北松辽盆地发现了工业性油流，表明这里存在着油田。而在此之前，中国被外国地质学家们一致判定为“无油国”。时值10周年国庆，这块油田被人们高兴地命名为“大庆油田”。不久，就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即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大庆油田。这真是一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会战”。当时正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包括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内的几万人，来到气候严寒、环境恶劣的茫茫大草原上，为了给自己的国家钻出宝贵的黑色黄金。

在“石油大会战”中，有一位特别吃苦耐劳的钻井工人王进喜。在一次打井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他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止住了井喷，被称为“铁人”。王进喜的这种精气神，也被人们称为“铁人精神”。这位笑容憨厚的工人发誓：“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千万个“铁人”的拼搏下，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把这看成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和学习“铁人精神”的活动。

为鼓励王进喜这样的劳动者，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还评选出许多劳动模范。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人，在平凡而艰苦的岗位上，创造了各式各样很有感召力的事迹，成为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和学习楷模。

有一位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北京走街串巷的掏粪工人。他拥有“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职业道德观，他把清理粪便、整修厕所当成十分光荣、很有尊严的事情来做，获得居民们的尊敬和称赞。

另一类劳动模范获得赞誉和表彰，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勤于动脑，善于进行种种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技术革新。如年轻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摸索出能够大幅提高纺纱效率和质量的“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后，整个纺织企业的产量大幅提高。鞍钢的青年技工王崇伦，大胆探索、反复试验，制造出一种“万能工具胎”，使加工工具的效率比原来提高了6至7倍，他因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在广袤的农村，则普遍开展了“农业学大寨”活动。位于中国北部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原本是个贫穷的小山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粮食亩产量不到200斤。1953年，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在农村党支部和贾进才、陈永贵、郭凤莲等领头人带领下，开山凿坡，修造梯田，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社员生活明显改善。他们曾在寻找石材的过程中，10天内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长的铁楔子被打得只剩三四寸。

在离大寨不远处的河南省林县，创造了另一种奇迹。全县人民经历多年的苦斗，硬是在一座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今天的红旗渠依然在发挥着它的灌溉功能，同时也成为一个“红色旅游”胜地。

新中国是在资本技术匮乏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解决资本技术匮乏只有两条路，要么大量依赖外援，要么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这个优势，自力更生。在缺少开放环境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选择后者，就是依靠人民艰苦奋斗，将自己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奉献给国家。据测算，那些年中，国家的积累率一直高于20％。长期的高积累背后，是几亿人民“拧成一股绳”的奋斗和奉献，传达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风尚，当时叫“共产主义风格”。

有一个集中体现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叫雷锋。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时代偶像，至今还是全社会的道德楷模。他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和“做革命事业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雷锋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只活了22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显赫功绩。他的很多感人事迹，都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或者在生活中做的一些不大起眼的小事。比如，他特别乐于帮助别人，在为群众、为集体服务中体验到精神的愉悦和升华。“学雷锋，做好事”，后来成为乐于助人、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代名词。作为所有中国人的“雷锋叔叔”，他那永远年轻的、带着灿烂笑容的照片，总令人们想起那个年代火热的青春激情。

的确，无论哪个年代，它的活力和“精气神”，常常体现在青年人身上。

1962年，父母都是国家干部的北京市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了许多人羡慕的首都城市户口，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来到河北省宝坻县，当了一名“新式农民”。第二年，一位来采访的作家听说这里有一位自愿来当农民的北京姑娘，惊讶不已，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特别的姑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早在4年前的1958年，18岁的天津市初中毕业生邢燕子，就回到父母的农村老家宝坻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面貌。她所在的“铁姑娘队”后来更名为“邢燕子突击队”。这两位城市青春女子，成为城里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知是否巧合，该年9月出刊的《人民画报》，封面人物就是麦田里的侯隽和邢燕子。她们都一头短发，穿着朴素，其中一位还戴着眼镜。她们的照片上方印着八个字：“广阔天地，一代新人”。

正是年轻的“一代新人”们的青春和奉献，穿越整个毛泽东时代，支撑起国家的未来。

1969年1月，一名15岁的北京八一学校学生，和14位同学一起，来到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他住在爬满虱子的窑洞里，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收工回来后和同伴一起在油灯下读书。为改变当地面貌，还带领老乡们建起了沼气井，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度过艰苦而充实的7年后，他被老乡们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清华大学学习。

从下乡当知青算起，43年后，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名字叫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