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
————山重水复加入世贸组织 趋利避害再上开放台阶

2013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期间，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谈话时指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是任何区域贸易安排都无法替代的。”“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支持者，将一如既往做负责任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标志，其间，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2001年，吉利集团总裁、38岁的李书福已经拥有了9亿人民币的财富。这年春夏之际，他却挎着一个不起眼的小皮包，独自一人频频穿行在北京几个国家部委之间，唇干舌燥地游说着，希望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给他打开一丝缝隙，让他能圆上制造汽车的梦想。

吉利集团从1998年就开始制造轿车了，但上不了国家经贸委的生产目录，就等于生了小孩报不上户口，这让李书福这个家长很头疼。

遗憾的是，尽管他四处游说，国家经贸委2001年9月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依然没有“吉利”的名字。已经为造轿车投入了十几个亿的李书福，感到自己快站在悬崖边上了。

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传来了一个喜讯，国家经贸委在11月9日突然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的“豪情”轿车赫然在列，吉利集团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国家经贸委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第二天就揭晓了，从遥远的多哈传来消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因为加入世贸了，国家才同意吉利生产汽车。但入世对吉利汽车来说，也是双刃剑，从有利的方面说，吉利可以同其他国家的汽车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可是吉利汽车是个刚三岁的小婴儿，马上就要同那些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汽车巨人较量，挑战的难度可想而知。

李书福和吉利所面对的，也是中国经济共同面对的挑战。但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搏击风浪，力争上游，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中国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进行了15年的艰苦谈判。

瑞士西南部的日内瓦城莱蒙湖北岸，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诸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其中，有一座只有四层的灰色楼房，看上去很不起眼，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办公地。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有“经济联合国”之称。中国是关贸总协定最早的23个缔约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举行谈判恢复缔约国地位，从而使关贸总协定成为中国没有实质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

1978年，中国打开了大门，但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却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蜂拥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不了解，不敢大举进入。同时，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有强大的低成本生产能力，却受限于国际贸易体系的森严壁垒，不能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推开了莱蒙湖岸边的这座大门。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这个照会总共只有340多个英文单词，内涵却十分丰富。

这个照会的内涵有三层意思，第一，中国提出的是恢复而不是重新加入；第二，中国要求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承担相应义务，享受相应权利；第三，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设立中国工作组，审议中国的复关申请。瑞士人吉拉德出任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

他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人笑着对他说，你也许得在这个位置上干10年，当时吉拉德不相信要这么长时间。但没想到，在这个职位上他居然干了15年。

15个春秋里，中国谈判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首席谈判代表。

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创造了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录。

复关谈判，实质性的内容是两个，一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二是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即相互开放市场的程度、范围等。

在审议中国经贸体制阶段，各国提出了1000多个问题，核心是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方代表团中吸收了来自国务院各部门的代表，涉及到哪个部门，就由哪个部门的代表回答。

有一次会上，美方提出了中国的农业补贴问题，这个问题就由农业部的代表回答。他是个年轻的处长，没有什么外交经验，就按照在国内的调子讲，讲中国农民很辛苦，社会地位低，有些农民卖了粮食还拿不到钱，领的是白条子，等等。他讲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很着急，这不是答非所问吗？没想到，他讲完了，满场鸦雀无声，居然没有像别的问题那样追问。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仔细一琢磨，原因在于他按照国内的政治术语讲，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法语和西班牙语，外国代表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比如白条子，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懂，当然也就提不出问题了。

对经贸体制的审议，到1992年中国宣布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得到解决。

最难的是市场准入谈判。由于主要谈判对手美国的漫天要价，使得谈判阻力重重。

面对阻力，在1993年11月召开的首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面时，阐述了“复关三原则”，表达了中国的立场：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组织，没有中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第三，中国的参加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这三条原则，也是中国的底线。由于1995年关贸总协定将改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复关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尽管中国做了最大让步，但美国和欧盟继续提高要价。总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中国的权利越小越好，最好为零；中国的义务越多越好，最好与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市场大门越敞开越好，最好取消一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中国希望复关，但却不能放弃自己的底线。1994年年底，在关贸总协定即将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前夕，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成员无理阻挠，中国复关未果。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

在中国之前，世贸组织已经有142个成员，其中提出要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有37家，其中最难谈的是美国和欧盟。

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中央决策层以大局为重，审时度势，认为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能够加入当然好，但绝不能放弃原则，不能以牺牲中国的根本利益为代价。

在入世谈判期间，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国家经贸委负责协调国内各部门的方案，统一交给谈判代表团对外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盲目悲观，认为入世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大量外国产品、服务长驱直入，似乎入世就要大难临头；另一种则盲目乐观，认为入世之日即是中国坐享全球多边贸易投资利益之时，出口、就业、GDP等马上会大幅增加，似乎一入世就是黄金万两。对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入世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着巨大的利益，又蕴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总的方针是要趋利避害。

1999年二三月间，来自美国的高官接踵而至。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商务部长戴利、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相继访问中国。

密集来访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将要访美，中国和美国都希望在此期间达成双边协议。

但就在朱镕基访美期间，美国却推翻了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突然提出了增加保护美国钢铁和纺织业的条款。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谈判中，中国在农业、电信、保险等方面做了一些让步，美国错误地认为，中国急于入世，可以加大要价。

对此，朱镕基愤怒了，他甩出重话说，如果美国要求太多，最后恐怕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发现不仅占不到便宜，很可能失去机会，后悔了。4月13日，克林顿受到国会议员和产业界的批评，认为他放弃了一个使美国商业利益极为有利的机会。当天下午，克林顿给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的朱镕基打电话，希望中国代表团继续谈判，甚至美国可以到加拿大来签协议。但朱镕基拒绝了。一个美国官员说：如果我们还能得到它，我们会抓起来就跑。

1999年9月6日，由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而中止了近4个月的中美谈判重新开始。11月10日，在北京进行最后谈判。

谈了几天，还有一些问题僵持住了。14日凌晨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凌晨0点半到1点之间，江泽民打电话给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当时石广生正用红机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情况。总机对他说，打断您一下，江总书记来电话了。朱镕基让他放下他的电话，赶紧向江总书记汇报。江泽民询问：情况怎么样了啊？石广生把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过了半个小时，朱镕基来电话，他说：江总书记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你刚才汇报的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由朱镕基主持，主管的国务院领导和十七八位部长们参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最后由朱镕基拍板，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

1999年11月15日，正在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朱镕基突然出现在外经贸部的会议室谈判现场，坐镇指挥。

当时中美双方还剩下7个问题没解决。前三个，美国说一个，朱镕基答应一个。到第四个，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不要再提了，该你们做出让步了。

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中美之间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的结果，1999年11月15日下午4点，石广生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完成签字仪式后，石广生离开人声鼎沸的签字会场，一个人回到办公室中，闭眼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不让任何人打扰，一幕一幕地开始回忆，就是想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我们拿到了什么？给出了什么？我们是拿到的多，还是给予的多？我们拿到的大还是给予的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得的多，给的少；得的大，给的小；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和《入世议定书》。

中国代表团几经更替，薪火相传。面对不同对手，他们寸利必争；面对某些非议，他们默默承受；面对谈判久拖不决的压力，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点努力；面对谈判结束后来自各方的赞誉，他们报之以平常心。

伴随15年的谈判进程，中国一直在为入世做着各项准备。15年谈判长征，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历史，也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历史。

中国立足自身需要和WTO规则要求，做了一些承诺和让步。怎么看这些呢？首先一点，谈判就是双方都要妥协让步，一点不让是谈不成的。再者看，入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是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二是中国有了更好条件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受益者。三是我们能够参与制定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的规则，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当然入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中国务实应对，做到了趋利避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步实际上也是一种进步。

从2001到现在，转眼间，中国入世已经20年了。20年来，中国自身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带给世界无可复制的影响。

入世20年来，中国秉持WTO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积极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提高。中国企业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也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几十座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美轮美奂的桥梁，都是中国的一家企业设计建造的，它就是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

从承建武汉长江大桥起步，中铁大桥局一直保持着中国桥梁行业领军者的姿态，创造了无数中国桥梁史的奇迹。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铁大桥局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中铁大桥局抓住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国门承揽工程，先后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大洋洲、欧洲承建了数十座桥梁。

2014年夏天，中铁大桥局承建的一座新大桥在孟加拉国破土动工，这座被孟加拉当地居民称为“梦想之桥”的帕德玛大桥，合同金额高达人民币96.7亿元，是当时中国企业中标最大的国际桥梁项目。

今天的中铁大桥局，已经成为世界上建造桥梁最多的企业，是世界十大桥梁承包商之一。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记者忽然发现，在家里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她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

没有中国产品的这一年是糟糕的一年，是全家人都盼着早点结束的一年。2006年元旦，萨拉一家终于结束了实验，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2010年3月28日晚9点，拥有轿车生产牌照仅仅8年多的中国吉利集团，在瑞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已有80多年汽车生产历史的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

尘埃落定的那一刻，整个中国汽车业都屏住了呼吸，全世界的汽车业都以无比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场中国穷小子“吉利”迎娶欧洲高贵公主“沃尔沃”的跨国“婚礼”。

李书福有一个梦想，吉利要做受人尊敬的全球化企业。在他的带领下，2014年，沃尔沃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老牌汽车公司，创纪录地销售了46.6万辆汽车，实现营业收入2300亿瑞典克朗。

当然，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化企业，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