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上）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带领中共中央机关，从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前往北平，筹建新中国。同行的人们都激动地谈论着对新中国的想象。毛泽东却想起一个人。公元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推翻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政权。然而仅仅40天后，由于大顺朝上下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被起自东北的清军撵出北京，大顺的官兵很快四散而去，李自成这位“大顺朝皇帝”死于逃亡途中。

在料峭的春风里，毛泽东凝重地对人们说：这回是“进京赶考”，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不能当李自成，退回来就失败了。

两天后，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中国共产党的治国之路，从此开始。

为跳出“历史周期率”

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执政的根基和宗旨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醒和明确的，那就是：人民和民主。

早在1945年，在延安这个恰好是李自成当年揭竿而起的地方，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次“窑洞对话”。黄炎培提出疑问：一部中国历史，没有能跳出一个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吗？毛泽东从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周期率”，总结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逻辑，也就是唐太宗与其大臣魏征多次引证过的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句话说，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毛泽东认为，李自成等人夺得政权后，迅速腐化堕落，大失民心，因而最终惨败。比古代开明君主“舟水关系”的认知更深一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比作生命攸关的“鱼水关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确实如鱼水一般，但成为执政党后，“当官”了，手里有了权力，还能够像以前那样，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清廉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吗？

毛泽东深知此事太重要了。前往北平前夕，他在擘画新中国未来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之道的关键词。

毛泽东的担心，不幸很快应验了。新中国才成立两年，就在北京旁边，党中央眼皮子底下，发生了一件让他十分震怒的事情。

1951年底，全国开展勤俭建国、增产节约运动，继而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查出一批大大小小的“老虎”（当时对贪污分子的称呼）。最大的“老虎”，就是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刘、张二人大量贪污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还勾结奸商，倒卖钢铁木材以牟取暴利，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贪污来的巨款，则供他们享乐，生活十分奢靡，刘青山吸毒竟致成瘾。他还公然讲：“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蜕变，毛泽东此前也有所预料。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我们的党员没有被拿枪的敌人打倒，有可能在掌握政权后被贪污腐化这种“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他当时还严厉警告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我劝你们也不要学刘宗敏！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不承想，成为执政党干部后迅速腐化，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宗敏”。

毛泽东亲自过问此案，并批准了死刑判决。有人念刘、张二人过去的功劳来说情，毛泽东痛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在全党和全社会引起很大震动。

中国共产党一心要建立的，是一支清廉的执政队伍。这支队伍应该拥有艰苦奋斗精神，靠勤俭来治理国家。不仅自己不能“当官做老爷”，还要杜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社会习气。为此，新中国领导人带头示范。

毛泽东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来信来访，他往往从工资和稿费里支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但对于安排工作、上学、当官这样一些要求，一概婉言回绝。韶山老家的近亲毛泽连要带母亲到北京来治病，毛泽东回信让他们就在湖南长沙治。他说：“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但随后寄去一些钱，资助毛泽连在长沙治病。而毛泽东自己，一件睡衣缝了73个补丁，依然使用。

周恩来给亲属们订下了“十条家规”，其中一条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为了防止他们借他之名为己谋利，连与他合个影的要求，都最多只允许照一张。

刘少奇不允许家里人用公家的车，特意找了辆三轮车送女儿上小学，大点儿就让女儿骑自行车。在学校填家庭情况表的时候，“父亲”栏填的是刘少奇的旧名“刘卫黄”。

朱德的儿子朱琦，抗日战争初期便参加革命，在战争中负了伤。从部队转业后，按朱德的要求，到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火车司机。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中国清朝当过县官的诗人郑燮写的一首诗。在新中国，许多领导干部都喜欢引用这首诗来表达关切群众冷暖的心志。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很喜欢向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反映“民间疾苦”，或表达对党的某些工作的不满或建议。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为此，1950年初确定专门部门来处理人民来信，如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处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件；群众写给政府的信件，则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三个部门分别处理。1951年3月，政务院秘书厅还成立了“群众信件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后来还成立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工作部门信访局。毛泽东很关心此事，他说：“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

信访制度是对纪律检查和监督机构职能的一种补充，人民来信使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置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中。为了鼓励人民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当时还专门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公开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以便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想办法减少办信手续，甚至为来访者酌情解决路费，等等，以方便群众来信来访。

刘少奇曾经这样警告党内的同志：“假如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毛泽东也说过，他在中南海住久了，就觉得不舒服，离开北京到基层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坐一坐，心里就踏实了。

机关干部到基层去实地走访群众，逐渐成为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或者是“送温暖”，直接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或者是“听民声”，了解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或者是“问桑麻”，调查研究基层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事情。

干部到群众中直接参加劳动，也成为了一种惯例，后来发展为一种叫“三同”的制度，即党政干部定期轮流到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段时间。在部队，则是要求将军们下到连队里当一段时间的普通士兵。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干部必须懂得，政权来之不易，只能心底无私，为人民利益打拼，才能“坐稳江山”。那个年代的说法，叫作“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做到这一点，就须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共同体”，而要求他们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理想共同体”。

从1964年起，杨善洲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保山地区，先后担任了20多年的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管辖着一方不算小的土地和众多人口。在常人看来，他理应有不少机会为自己和家人谋一些方便和福利。然而他不仅忘我地工作，而且把自己的收入都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自己的妻子儿女却一直居住在农村的破房子里，日子过得很困难。有人问他妻子：老杨不是当官的吗？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家人过得好一点？她答道：老杨当的是国家的官，不是我们家的官。

和杨善洲一起共事的一位干部，也是他长期的朋友，直至退休也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记者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时，他解释道：当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像杨书记这样无私奉献，“舍小家，顾大家”，而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到这一条，所以不能申请入党。

共产党的干部经过“大浪淘沙”式的长期锤炼，在老百姓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只有表现好，能办事，品行高的人，才能入党当干部。这，或许是跳出那个魔咒一般的“历史周期率”的一个关键。

“治国者”怎样炼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外交人才。然而，当时除兼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已去莫斯科赴任以外，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其余驻外大使还都空着。打了几十年仗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现成的“职业外交官”，只有一大批优秀的“职业革命者”。

当时，南方还处于激战之中。为组建外交部正四处寻找人才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向各野战军发出了人员调动命令。接着，一批兵团级将领告别前线，来到了北京。

于是新中国第一批派驻国外的15位大使中，有11位是领兵打仗的将军。他们大多没有穿过西装，不会吃西餐，也不懂外语，更说不上熟悉外交礼节了。于是，周恩来安排了几次现场观摩。当外国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这些将军们藏在接见大厅后面的小屋子里，用铅笔在窗户纸上捅了十几个小洞，从里往外偷偷观看。周恩来对他们说，这叫“窗下学礼”。一次，等外国大使走了，周恩来把这些将军们叫出来，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过去打仗，现在又办外交，这是时代的要求，你们是老同志，你们出去中央放心，靠得住。

后来，这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担任过外交部的副部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连外交部部长，后来也是由共和国元帅陈毅来担任的。

其实，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新中国最初的那一批“治国者”，基本上就是昨天的那些“革命者”。

早在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时候，就深切感到，他在延安所见的共产党对所辖陕甘宁边区的治理，“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他总结说：“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黄炎培的观察是敏锐的。经由20多年艰苦战争，和一系列大大小小根据地建设的磨砺，中国共产党带出来的这支队伍，虽然在专业知识方面欠缺，但也确实拥有了从“革命者”转变为“治国者”的素质和才能。

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区中央局的党委书记，基本上由几大野战军的政委担任，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任或重要城市的市长，则多由几大野战军的司令员兼任，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则多由兵团级或军级干部兼任，一些地区或县级领导则由师团级干部去当。军队和地方，后来也就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职级参照，如“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等。

新中国的第一批党政官员，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之所以有信心走上更宽广的舞台，成为“治国者”，是因为他们忠诚，有担当，见事敏锐，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

中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主要采用三种方式：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

为此，从中共中央到县级党委，都办有党校。各级领导干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入党校学习理论，接受培训，以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领导能力。此外，党员干部还必须加强日常读书学习。为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大跃进”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要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都各自组织了专门的读书小组，由此在全党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对提高治理能力而言，向实践学、向群众学更是常态。其中一个关键途径，就是调查研究。

搞调查研究，并不是说要设立什么部门专事去做，而是各领域、各部门的干部，包括中央领导，省委、省政府领导，乃至对基层原本比较熟悉的地县级和公社领导，都要去做。

先后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元帅，尽管高龄，却是新中国领导人中搞调查研究的模范。在1951—1966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到过全国多数省份，进行了一百多次调研，向中央提交了108份调查研究报告。他所做的调查报告内容实在而又精细。例如，1960年代初，针对人民缺肉吃，营养不足，而农民养猪又缺饲料的情况，他多次就农村养猪的问题向中央报告调研情况。他提的具体建议是：

全国各地区凡能产红苕（地瓜）地方，多栽红苕，产量较粮食多几十倍。红苕叶子供猪吃，藤子可供冬季猪的饲料，红苕细根可养肥猪，不用粮食作饲料，亦可能养出大批的肥猪。此种肥猪肉，特别细腻好吃。

两千多年来，县一直是中国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一个县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起来很困难。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就说过“官之至难者，令也”这样的话，意思是县官最难做。在新中国，则出了一个做得很好的县官，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2年，长期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的焦裕禄被调至兰考当县委书记，迎面碰到的是导致全县人民陷入困境的“三害”，即遇水内涝、长年大风沙、普遍的盐碱地。为寻求除“三害”的办法，焦裕禄就从调查研究开始。在短短475天里，他仅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下乡，对全县149个生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面对面向当地农民请教和商量解决办法，逐渐掌握了“三害”肆虐的规律，对症下药地研究解决办法，采取有效的除“三害”措施。他为了防风沙而亲手种下的泡桐树，被兰考人民称为“焦桐”。

调查研究出智慧，出能力，出成绩，出风格。焦裕禄因肝癌于1964年病逝后，196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的事迹从此广为流传，感动了许多人。

像焦裕禄这样，下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找群众商量，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干部工作惯例，延续至今。习近平198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时，就曾像焦裕禄那样，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调研。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谈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说了下面一段很实在的话，传达出调查研究和领导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

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

现在下基层调研，一些干部基本上是车来车去。毛泽东时代则主要是靠两条腿或者自行车。于是，老百姓总结出一个“规律”，凡是经常卷起裤腿、戴着草帽，往乡下跑，脸晒得很黑，和群众混得很熟的干部，一般都是干实事、能够解决问题的干部；反之，那些长期“窝”在办公室里不出门的干部，一般都只会夸夸其谈，缺少实际工作能力。

那个年代，有不少领导干部都是直接从基层干起，经过层层考验，才选拔起来的。他们中有的还曾是劳动模范，本身就当过工人或农民。例如，后来担任过中央领导人的李瑞环，1951年17岁时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当了15年的木工。他率领“木工青年突击队”，大胆创新，攻克技术难题，出色完成了急难重活，从而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

有着扎实基层工作历练的领导干部，更了解基层情况，多有解决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问题的经验。从基层选拔干部和干部下基层锻炼，成为培养“治国者”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和西方国家靠选票推举领导人，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