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启示
——灾难突如其来彰显人性光辉 发展重新布局力推社会建设

2015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公共安全，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放在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来思考，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关于公共安全，中国人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从那以后，改革中前进的中国，在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上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2004年8月28日，在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颁奖典礼上，一部叫做《我的非典女友》（又名《三十八度》）的电影，一举囊括了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电影歌曲奖、优秀电影导演新人奖等三项大奖。

这是一部“孤岛爱情”题材的影片。电影讲述的是抗击非典时期，两个原本陌生的青年男女因为非典被隔离在一块，从相怨、提防到相识、相知的美好爱情故事。非典是一场巨大灾难，导演想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恐慌的同时，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向善的心态。

这部影片，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2003年，那个不寻常的春天。

本来，人们是以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进入2003年的。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部署。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9%，创1997年之后同期最高纪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种叫做SARS的“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在很短时间里，就传播到全国24个省市区，波及到266个县市。广东、北京、山西成为重灾区，高发期每天都有过百人发病，年龄最小的患者只有4个月。

2003年4月14日上午，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当时，这座城市已有1000多人感染非典病毒，而此前并没有任何清场行动，胡锦涛也没有戴口罩，他还在不停地跟群众握手。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人民有信心克服困难，战胜这场灾难。

三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部署非典防治工作。全国紧急动员起来了。

4月22日夜，当人们还在熟睡时，北京市建委所属六大集团几乎同时开进长城脚下一个叫小汤山的地方。他们接到命令，7天之内建起一座可容纳1000张病床的传染病野战医院。

一般来说，世界上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周期都在两年以上。现在只给7天，这个挑战是从没遇到的。

然而，面对疫情，他们别无选择。几十家机构、几十个行业，7000多人连续奋战。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如期启用，首批156名患者得到安置。

在这个春天，人们记住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名字和容貌。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开始，就一直顽强地工作在最前线，曾经连续72小时没有合过眼。

姜素椿，时年74岁的传染病专家，在抢救一位患者时不幸感染了非典病毒。他拿自己的身体大胆试验，注射康复者的血清，证明血清疗法是有效的，打开了战胜非典的另一扇窗户。

还有一位女性的名字也被人们记住了，她就是叶欣，抗击非典中第一位牺牲的医护工作者。生前是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

当时，一位高危的非典患者，病情急剧恶化，呼吸衰竭，必须尽快将堵塞在喉管的大量浓血痰排出来，这是医务人员最容易被感染的时候。叶欣大声说：“这里危险，让我来！”这句话至今令同事们刻骨铭心。大家很担心她会不会被传染。

同事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叶欣不幸感染非典。当医生和护士给她治疗时，病情恶化、已说不出话的叶欣，示意护士给她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道：“不要靠近我，会传染。”这张纸条成为她的绝笔。

2003年3月25日凌晨，47岁的叶欣永远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热爱的岗位。而她最后抢救、也是传染给她非典的那位患者，一个星期前已经康复出院。

5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追授叶欣南丁格尔奖章，这是对一名护士的最高褒奖。南丁格尔的名言是：“在可怕的疾病与死亡之中，我看到人性神圣英勇的升华。”

为了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护士，人们在叶欣生前工作的地方，广东省中医院大院里，立起了一座塑像。时年88岁的漫画家廖冰兄，为塑像写下四个字：“大医精诚”。

灾难是一面镜子，它用极端的方式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在生与死面前，拷问着每个人的责任和担当。

张元俊是江苏丰县的一位普通农民。2003年那个春天，他从北京打工归来坐长途客车回家，离家50多里时，突感身体不适，有些咳嗽发热。

当时他想：自己会不会是非典？我不能传染给别人，不能传给车上的乘客，也不能传染给乡亲们。抱着这样的想法，他立即要求下车，步行五十多里路，回到了村口。

然而，饥渴难耐又疲惫不堪的张元俊并没有进村，他站在村口大声喊他的妻子。听到喊声，妻子赶紧跑过来，隔着老远，张元俊就大喊，让妻子不要靠近他。他让妻子送一杯水放在村口的大石头上，他喝了水说：我可能得了非典，这就上医院去，你们多保重。

医院检查的结果，张元俊并没有感染上非典。但从这个普通农民的身上，人们却看到了对乡亲和家人充满深情、对国家和社会满怀责任的人性光辉。

这场春天降临的瘟疫，终于在夏天到来时消失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人们熟悉的安宁的生活又回来了。

抗击非典疫情的经历，给人们留下很多沉重的思考和启示。这次突发事件，以极端的方式，突出暴露出我国发展过程中社会建设的短板。如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尚未健全，政府应急能力有待提高等等。最根本的，是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体系建设。

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在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镇，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孩，名叫魏偲媛。说起她的名字，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6年元旦，魏偲媛的母亲王海芳，怀着她挺着大肚子，到剑门关镇中心卫生院做产前检查。本来为了省钱，准备回家生孩子。医生说只要参加了新农合，住院分娩可以补偿100元。

医生介绍的新农合政策，是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农村试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抗击非典结束后，新农合迅速在全国推广。具体办法，最初就是农民每人每年拿10元，中央、市、区县各级财政分别拿10元、6元、4元，特困户和五保户个人缴费部分由区县财政补助。以此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一开始，人们对这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并不是十分看好。30元就能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王海芳的家人听了医生的介绍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第二天凌晨，就生产了。总共住院费花了370元，政府补助了100元。王海芳的公公说：“新农合是个好政策，我想给孩子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就叫魏新合吧。”

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看来，那时虽说只补了100元，但农民看病政府拿钱，以前还没经历过。后来，当听说邻村有人生大病，居然报销了十几万时，他们更是觉得以前做梦也想不到。

2012年，小新合要上小学了，父母将其学名改为魏偲媛，希望孩子“饮水思源”，将来回报社会。

魏偲媛的故事，是新农合制度早期实施的一个缩影。截至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实际人均筹资水平由最初的30元增加到300元左右，其中各级政府财政补助达到240元；我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人数超过13亿，覆盖面达95%以上。这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奇迹”。

给农民带来巨大实惠的，还不光是新农合这样的医保制度。

2005年12月29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决定废止195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国农民交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由此成为历史。

在安徽省全椒县襄河镇邱塘村，当村民欧春华听到这个消息时，高兴坏了。欧春华是村里的种粮大户，共承包了400多亩地。他心里算了一笔账：取消农业税，每亩地减轻税费负担40多元，共计免交2万多元的农业税；此外，每亩地享受10元的种粮补贴和10多元的种子补贴，购置农机具还有20％的资金补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他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取消农业税后，就有不少农民来要回以前包给我的土地。

一些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三农”工作的各级干部，对这些政策也纷纷点赞。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又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如种粮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对农民来讲，哪朝哪代都没有过这样的好事，这一头免税，这一头发钱，这个事就没有遇到过。乡村干部去农户家，不再是收钱而是发钱了，这样干群关系也好了。

除此之外，义务教育领域的好政策，也让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拍手称赞。说起这个话题，在重庆巴南区百节小学，还曾流传过一个故事。

2006年2月10日上午，百节小学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鞭炮声响。这让时任校长岳小敏心里一阵紧张，他想，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报到，不会出什么乱子吧。岳小敏赶紧跑出去一看，发现是鱼洞街道沿河村村民杨观田在放鞭炮。岳小敏心里纳闷：离元宵节还有两天，放什么鞭炮啊？

原来，当时杨观田的两个孩子都在百节小学读书，因妻子多病家庭贫穷，每学期开学时，都为近千元的学杂费、课本费发愁。这一学期，听说学校不再收贫困家庭孩子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后，他高兴坏了。虽然元宵节还没到，但他等不及了，心想：党的政策好哇，今后再也不用为娃儿上学担心了。于是跑回家取来鞭炮提前放。

杨观田所说的这项政策，是指对农村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两免一补”，即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这项政策2003年秋季开始实施，2007年全面推开，包括杨观田在内的一亿五千万家庭从中受益。2008年秋季，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也全面免除。至此，中国真正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从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的，不仅是在农村种田的农民，还有2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

2003年10月24日，对于41岁的重庆云阳县农民熊德明来说，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困扰她家近一年的难题，要回县里包工头拖欠她丈夫的工资，有了眉目。

2002年10月，熊德明的爱人李建明到云阳县城“万步梯”工程打工，前后干了88天，但最后只结算了1000元，还差2240元，一直拖欠着。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来到他们村，反复问他们有什么困难，熊德明就向温家宝说了这件事。她说：农民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这两千多都拖了一年了，娃上学都交不起学费。当时，温家宝就表示：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

令熊德明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多，她和丈夫就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随后，一场“清欠”行动，在全国范围展开，针对农民工问题的多项政策也相继出台。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从2004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明文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工资的，最高罚双倍支付，瞒报工资总额或职工人数的，最高处3倍罚款。

党的十六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加强社会建设，非典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非典是一场灾难，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经过反思，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着力加强社会民生建设，人们对党和政府，对这个社会的信心更足了，幸福感更强了。

说起广大群众对党的好政策的拥护，人们不由得想起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鼎的故事。

农业税免征后，王三妮利用祖传手艺，在2006年铸了一个“告别田赋鼎”，后来珍藏在中国农业博物馆。这一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然而，人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是，继2006年铸“告别田赋鼎”后，王三妮还铸了一个“恩惠鼎”。

2007年3月，王三妮的老伴因患肾结石，做了肾切除手术，治疗费一共花去4000多元，通过新农合补贴了2200多元，自己花了2000元左右。之前看病全部自己掏钱，是个大负担，新农合实施后，这不再是难题了。这件事令王三妮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件事，也令王三妮很感怀。头几年，他大孙女上小学时，每年还要掏近千元钱的学杂费、课本费；可等小孙子上学时，正好赶上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家里教育负担一下减轻了许多。

短短几年内，农民们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中得到了这么多实惠。王三妮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感动，又想起他那熟悉的手艺，他决定再次用铸鼎的方式，表达自己朴实的感恩之情。

2008年，王三妮铸成“恩惠鼎”。铭文写道：“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有多项惠农富农政策出台，其中十多项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