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创举与经验教训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回顾大革命失败和在革命低潮中奋起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踏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历经艰难曲折，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但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中国革命又遭受严重挫折。这一时期，党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

1926年我们党就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要求，但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能扎根基层，难以形成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2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改编，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支部建在连上”，有效解决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从此，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奠基。

在艰险环境中开展工作，对党的支部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928年10月，中央提出“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的重要论断，强调：“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提出“健全支部生活”的要求，强调：“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针对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的要求，明确支部会议“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教育同志”。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以强化政治功能、健全支部生活为重点，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遵循。

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在领导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大命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入手，通过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从而确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纪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各种非组织的观点和倾向。二是明确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是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着重从政治上提出了纠正组织松懈、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三是第一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四是明确了红军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同时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此，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并对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作出规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

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又提出了“大熔炉”的思想，强调“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指明了方向。

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1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是党在极端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党领导制定并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纲，组织了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苏区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苦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发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要求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等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担负起“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重任。为此，我们党把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两大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封建陋习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为加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先后惩办了谢步升等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兴国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左”倾错误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及其教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依据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深入总结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走向复兴、再到遭遇严重挫折的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明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要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一切照抄本本，导致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革命发展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都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犯了严重错误。在组织上，为推行其错误路线，“左”倾领导人大搞宗派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推行严重扩大化的肃反斗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原则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干部战士或遭到杀害或受到诬陷、被错误批判和打击，严重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极大削弱了党的力量。惨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开展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

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系统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毛泽东先后发表一系列著作，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保证。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党的政治建设成就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错误思想，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可以说，一部惊天动地的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范政治风险，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成功范例。经过激烈争论、充分讨论和严肃批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他先是阳奉阴违，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后又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最后一意孤行、利令智昏，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政治方向和错误指挥，南下红军遭受严重失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大局为重，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通过严肃的党内斗争和多方的教育挽救，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党和红军避免了一场灾难，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积累了开展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